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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经济学的一点感悟

——写在母校105年生日及经济系建系90周年之际

 

我入学时经济管理学院刚刚成立没有几年,我所考入的经济系也同样才恢复没有几年。那时的经济学和管理学自然不像当下这般炙手可热。现在每次聚会时留在学校已经任院领导的同学就会说,我们今年又召到了多少名各省“状元”。想当初考入经济管理学院的同学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第一志愿其实报了其他学科和其他专业,阴差阳错到了这里;还有一类同学是对于社会风潮和时代变迁已经有了一些敏感,第一志愿报了经济学或者管理学,相信这是一条捷径、能够在职业生涯的一开始就获得较高的起点并且未来可能稳居社会的中上层。从当下来看,这些同学无疑押对了宝。

那时在我们这样一个工科为主的学校里,学习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学生无疑是有些另类的。而这种另类也让我们有了逐渐并且普遍地建立了信心——我们可能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面临更少的竞争对手或者就是更多的机会。直到第一个校庆的来临。

那是我们在学校的第一个校庆。在满是春光的校园里,全是那些让我们由衷敬佩、意气风发的中年人。我们知道这些人就是挑起这个国家科学技术殿堂的栋梁。特别让我们感动而又心生崇敬之情的就是那些身着简朴中山装、步履蹒跚的老人们,我们知道他们都是某个领域的元勋耆宿。

接待了一天的校友,到晚饭的时候同学们聚在一起,谈起白天接待经济系的校友。由于经济系断代了多年,经济系的老校友们要追溯到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之前。大家突然发现了一些什么。一个同学说,似乎经济系的老校友们都衣冠楚楚,很大年纪了都穿着笔挺西装、打着领带,不过好像说来都不是什么“大人物”,似乎普遍没有取得太引人注目的成就。于是大家普遍比较郁闷。

还好,晚上大家在宿舍里接待另一批校友参观——前几年学校和学院为了尽快出人才,招收了几届干部研究生班。这些学生其实已经在各个地方和行业上是骨干,也都是由单位推荐来读书,在学院读完类似早期的MBA的课程、拿到学位再回去,当然是如虎添翼、做得风生水起,现在短短几年过去,很多同学都已经身居高位了。接待这样的校友当然让人激动,而这些校友们对我们这些小字辈当然也是勉励有加。

那天夜里大家又有了些兴奋劲儿,又觉得前途似锦了。也是那天夜里至少是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为什么老校友们没有什么大成就呢?那是因为新政权建立之初的1952年做过院系调整,许多社会科学的学科不是调整到其他院校了、就是生生给阉掉了。我们见到的那些老校友往往都是旧政权还在的时候就毕业了,他们一定和我们一样精于算计、天天在算人生的成本和收益,他们才不像学习科学或者工程的那些学生死脑筋、一门心思走到黑,更不会因为科学救国无门就投身革命,他们根本就不会去冒这样的风险。反过来,有这么一个好专业,他们可能一毕业就进入了旧政权的中央银行、财政部、经济建设委员会,或者进了大的官办银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哪承想改天换地了,如果下不了决心跟着旧政权飞到小岛上去,只能等着新政权的接收。而新政权哪怕接收了中央银行、财政部、经济建设委员会或者官办银行这些机构,留在里面的人哪怕日后躲过了一次次政治冲击和清算,但终究是旧政权留下的余孽,很难有出头之日了。而即使那些新旧政权更替时还在就学的那些老校友们,他们学的那一套东西自然是不符合新政权胃口的,新政权里没有他们的用武之地,国家的经济大权还是要在那些打过天下、征过粮、搞过钱的自己人的手里。而现在经济学以及经济学的学子们的咸鱼翻身,只能说是又赶上好时候啦。

从那年校庆开始,我就真正明白了,学习经济学的人,是天生的建制派、政权党人,我们比谁都担心动荡和改天换地这样的事情。当然我们要讲改革,谁让改革是这个时代的“主题”呢。但是这个改革是被我们所控制的,绝不应触发根本性的变化。

就这样我们进入了专业课的学习。只是有一点一直让我困惑,就是我们学的经济学叫做“西方经济学”。可是我们找不到一个“东方经济学”。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对立面,那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什么叫做政治经济学呢?这个问题困惑了我好多年,直到有一次整理母亲大学时代的课本、参考书目——母亲六十年代在大学里学习政治经济学,其中有一本参考书,我忘了是凯恩斯的还是哈耶克的,在内容介绍里要求大家批判作者思想时说到,其思想属于“庸俗经济学”。那时我恍然大悟,西方经济学就是“庸俗经济学”。而所谓政治经济学,就是认为所有的经济问题都是分配问题,而分配问题只能依靠政治的手段、甚至通过革命来解决;而所谓“庸俗经济学”,就是认为经济问题可以通过利率、税率、汇率这样的经济手段来解决,也就是变相地否定了革命,所以是庸俗的!

庸俗就庸俗吧!庸俗挺好!庸俗意味着我们人生投机的巨大成功。而管理学知识、管理技能,以前那是红墙大院里红色家族一代代内部传承的秘籍,或者只是院子外面少数几个被红墙大院里的法眼看中的幸运儿被私相授受的密宗功法。现如今,管理学竟然也能在课堂上学到了,甚至现代管理问题能通过技术手段、用机器来完成。真是一个无比幸运的时代啊,夫复何求!而社会需不需要巨变、会不会巨变了,这既不是经济学、也不是经济学家所需要考虑的问题,也不是经济学和管理学能够解决的问题。如果社会哪天又需要打的变化,也不应该是我们冲到前面。有那些当律师和当记者的呢!

从过去三十年时间看,正是经济学家大行其道的三十年,经济学家有如娱乐明星一般为这个社会所关注。但是经济学本身倒是看不到有多少建树——主流经济学基本分为两个门派,一是洗地经济学,主要就是论证现有的经济政策的正确和决策者的英明;二是阴谋论经济学,主要以阴谋论的逻辑来解释一切经济问题。而经济学家也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以此为起点,一个方向可能通往权力,另一个方向则通往财富。当然,也有一种非主流经济学及非主流经济学家,他们总是提示风险、总结历史教训。虽然非主流经济学其实讲的是常识,但不让人愉快,于是基本被这个社会忽略、排挤。

哪怕就我们这些没能成为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学子们而言,从同学们的工作经历以至现在所达到的人生成就来看,我们无疑是成功的。

 

但是我也越来越彷徨,难道经济学真与社会进步无关,就只是一门打酱油的学问?其用途真就只是个人投机的敲门砖,或者其作用只是为股评家们提供一些专业术语?

就在校庆日来临之际,从南美的巴西又传来了众议院通过对总统罗塞夫弹劾案的消息。年初阿根廷的克里斯蒂娜已经被人民所抛弃。多么熟悉的一幕!这样的动荡基本上每隔十数年就必然重演一次,而每次都伴随着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进入加息周期之际。

而我不得不这样想,这个世界上的人民分为两类,一类是基本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可以自己为自己负责任的,另一类可能还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能自己为自己负责。那些能为自己负责任的人民本应为这个世界也承担更多的一些责任。但是,每当这样的人民也不愿意承担责任,比如他们也冀望天上掉馅饼、希图免费午餐、自欺欺人的时候,比如他们的国家也在滥发货币、希望以此减少经济调整的痛苦,或者大搞福利国家、国家干预那一套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沉渣泛起、甚至是群魔乱舞。每当美元货币宽松时,就一定带来世界范围内资产价格、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这样一方面那些有民粹主义传统的国家立刻就又有了派糖的条件,于是民粹主义必然盛行一时,另一方面资源价格的上涨让扩张主义、侵略似乎成为经济上一种合理的选择。就像当初苏联这样的帝国的崩溃,可能并不是因为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或者直接的军事和政治上的遏制政策起了作用,仅仅是因为美国在经济上、货币上重回了自由主义的传统,导致石油这类资源产品的价格下跌,于是苏联这样依靠不断掠夺、扩张、压迫和出售掠夺来的资源来维持的国家,立刻就暴露出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不可持续。

历史今天又走到了一个叉路口。欧洲还在开动印钞机,而美国还在犹豫。我们可以相信,只要这种犹豫持续下去,这个世界的混乱就会持续下去。而只有重回自由主义的传统,也才有解决目前混乱的可能。

其实经济学从来就是一种可以用来改变世界的学说,因为经济学是研究价值和创造价值的学说,必然是关于价值观的学说。说到底,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或者哪怕一个人的投资决策,都体现了一种价值判断:这个世界好吗?是每个人为自己负起责任来能让这个世界更好呢还是真有免费午餐?我们做的事情是可持续的吗?

其实中国也一样——我们要不要回到常识?在这样一个岔路口,经济学家们、参与经济决策的人士以及哪怕一个普通的投资者,可能都需要问自己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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