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开幕的那天下午，我坐在街边大排档里聊天、喝啤酒。为了迎接世界杯的到来，饭馆将大排档做了重新装饰，几个凉棚上都挂了一圈三十二个参赛球队的国旗。这时一个服务员拿着一把剪刀把每个凉棚上的日本国旗都剪了下来。我不知道服务员是出于什么心理，是担心晚上看球的顾客喝多了借酒生事、还是有其他想法，但是看他好像意犹未尽还在找着什么，我就喊了一声：“还要找韩国国旗吗？咱们能不能别太狭隘了？”于是服务员停了手走开了。

世界杯赛程过半，日本队虽然止步于十六强，不过日本最大的收获也可能就在中国——日本队在球场上的表现和日本球迷在看台上的表现得到了中国公众的赞许。很可能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好感由此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其实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态度的转变早就有了一些端倪，一个迹象就是中国竟然出了一种被称为“精日族”的人群。虽然罗永浩的“我不是‘精日’”、“虽然我觉得即便是也没什么（毕竟一个人可以是精神上的任何一国人）”的宣示，让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到底什么才是日本人的精神、这个群体究竟在“精”什么，还是让人困惑。如果就许多“精日族”喜欢穿“皇军”的军装、挂日本战刀，好像他们精的不是当下那个看似平和、安详的日本，而是战前和战争期间的日本，其实和“精俄”、“精蒙”、“精鲜”没有本质区别——就是骨子里对内法西斯主义、对外狭隘民族主义而已，内里还有一些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来做理论支撑。

问题不在于“精日族”们是否误解了当下的日本，问题在于日本人自己——无论是上层政治精英还是日本普通日本民众似乎都没有就这个问题做过澄清：现在的日本在精神上还是不是战前的那个日本？我的感觉是某种程度上当下的日本还是过去那个日本。至少可以说，很大一部分日本社会的成员一直刻意模糊这个问题、以使当下的日本获得与过去的那个日本在精神上的延续性。

这种延续性来自于一种“民族生存危机”的潜意识，由此塑造了日本一以贯之的国家主义取向。只不过战前和战争中这种国家主义是军国主义，战后至今这种国家主义是技术官僚和门阀政客们控制下的经济民族主义和国家干预。战前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外向的、扩张性的，以占有更多领土、征服其他弱小和“劣等”民族为主要手段；战后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内向、自怨自艾、顾影自怜的。战后的日本在经济上虽然减轻了财阀集团对国家经济的控制，但是中央政府的行政官僚取而代之更广泛、深入地控制国家经济以实现一系列民族主义目标。在日本经济政策的制定者的眼中，他们的民族一直处于生存危机之中，这个国家时刻可能被某种阴谋所牺牲，每个国民处于孤助无力的悲苦状态。官僚们制订产业政策、制订国土规划、指导和出面安排大企业的对外商业活动以保障市场和资源供应，等等。在以种完全不同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下，日本竟然完全建立起一种效果类似于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干预经济模式。而这种干预的最终目的是把国民粘合为一个牢不可破的民族国家。

这种国家主义在政治上则表现为，无论在外交还是内部事务上不主动触及过去的战争和殖民行为，不追究这一过程中的个人责任，也尽可能规避国家责任以减少因此带来的“国家利益”上的损失。同时，虽然在同盟关系下与美欧盟国保持在安全议题上的合作关系，但是不在human rights、价值观这些事关人类和平的根本问题上去主动设置议题，外交活动的重点仅局限于解决“北方领土”、“朝鲜绑架日本人质”、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极其狭窄的民族主义议题上。也就是任何有损民族主义目标或者这样的单一价值观、导致多元思维的议题，都会在国家层面被极力规避和扼杀。

于是，在国际舞台上，日本这个国家就以某种分裂的形象示人。一方面，它也参加西方盟友对于一些“行为不佳”的国家的制裁，也为西方国家主导的干涉战争出资；另一方面，对于一些敌视西方的国家，无论是昔日的苏联、巴以战争中的阿拉伯国家还是当下的伊朗，日本也总是勾勾搭搭、希望维持某种交易来解决自己关切的问题。有时日本这个国家像普通日本民众，他们大多数时候好像生怕“打扰”别人、怕给别人带来“不便”，通过沉默来避免被人关注，比如当国际社会谈论难民的时候；但是如果西方盟国的社会组织提出它在二战中的责任、“慰安妇”问题，日本政府一定会不沉默，而是极力表达拒绝和遗憾；甚至有时他们还很狂暴，比如靖国神社前的那些老兵，那些组队到境外去涂抹“慰安妇”塑像的政治活动人士。每一个日本国民似乎都在谨小慎微地努力做一个国际社会的“模范公民”，比如努力不引起他人关注和“不快”，不希望“失礼”，出去看球会捡起每一块哪怕不是自己遗落的垃圾；但是日本人又固执地出海捕鲸、屠杀海豚……于是有人将日本这个国家甚至其国民评价为“小善大恶”。

在日本本土，日本人民也因此形成了一个相对同质化的社会，这个社会尽可能依靠统一的种族、统一的语言、统一的文化来维持一个同质化、单一的社会，又依靠这种同质和单一来给任何外来者造成融入的障碍，特别是对那些在外貌上有巨大差异的外来者。这种融入门槛甚至进入门槛的存在，进一步强化了社会的同质化和单一性。于是这种国家主义也具备了某种种族主义色彩。讽刺的是，在当今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阴影下，这在许多人眼里似乎也成为了保证社会安全的最有效方式。

但是奇怪的是，日本政府如此细致入微地关照和服务自己的国民、斤斤计较于那些明确而细致的民族主义目标，反而日本的种族生存却陷入了更深的陷阱——一个总人口超过1.2亿的国家，年出生人口不到一百万，年净减少人口三十余万，女性总和生育率不到1.5。即使如此，结婚率依然在下降，甚至许多人准备过一种终生不婚的生活。这一切仿佛无解，这个国家就如同在安静的角落里慢慢自杀。

我接触过不多的与日本人结婚的中国人，我也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们最后选择与异族人士结婚。普遍的回答是，最初都并没有以异族人士为结婚目标，一度都以为自己这一生要孤独终老了，直到遇到对方。而这些人还会说，他们的日本裔配偶也都经历了类似的情感历程；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某种机缘让他们这些异族男女相遇，他们很可能会孤独终老！

于是能否有一个猜想，一个同质化的社会限制了单身男女在婚配问题上的选择范围。一个社会中可能确实存在一定的“边缘人士”，他们对合格伴侣的要求可能确实与社会的主流特征存在一些或细微或显著的“偏差”，这样的“偏差”造成了择偶的困难。而多样化的社会提供了更多选择，提高了婚配成功率，也带来社会更高的生育率。

观察日本的儿童，可能会带来一个更有趣的思考。日本的儿童以其守序、懂礼、坚忍的形象示人，看到日本的孩子很难让人联想到儿童的活泼好动，相反，日本的儿童是按照严苛的成人的标准来培养的。但是，是日本儿童天赋异禀吗？还是日本的父母在培养孩子的问题上有什么秘笈大法吗？我们完全可以猜想，日本的父母在养育孩子上承担了更大的压力以使孩子不给别人“添麻烦”。当然，最好的不给别人“添麻烦”的方法是根本不生孩子。完全可以猜测，一个单一化的国家强化了国家的整齐划一，这种整齐划一更加强化了“纪律”和“秩序”的重要性，这种对“纪律”和“秩序”的要求加重了对于养育孩子的父母以及儿童本身的不友好程度。

是否这种近似种族主义的国家政策和单一民族的社会氛围造成了目前的局面，其实可能永远不得而知。考虑到日本社会的封闭性和对于种族问题的极端排斥，可能永远也不会有学者愿意去探究和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单一种族社会确实是一个重大问题，这就向日本社会提出了另一个严肃的问题：日本准备接受一个更加种族多元化、因而价值观也因之不再单一化的社会来延缓民族的消亡吗？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下，当日本有这样一个人口规模、有这样一个规模的自卫队的情况下，日本不仅能够控制自己的海域，还能与中国争夺钓鱼岛、与韩国争夺独岛、向俄罗斯施加压力争夺北方四岛；当日本人口下降到英国、法国那样的水平的时候，日本还有能力有效控制自己的海域至少阻止可能的难民上岸吗？

不知道国际社会是否期待这样一个日本民族：他们正视历史责任，谴责过去战争中实施过的那些反人类暴行，和一个过去的、民族主义的旧日本彻底切断，在此基础上努力补偿、救助幸存下来的受害者及其家属。以此，这个民族可以获得道德上的勇气和力量更加关注这个世界的进步、更好地去维护每一个人类成员的权利，有能力把自己的历史义务转化为现实责任，而不是仅仅以支付金钱的方式来规避那些更重要的道义上的责任……

这样一个遵守普世的价值观、而非固守自己“独特性”的日本，可以获得国际社会的更多理解和认同，也会形成一种吸引更多移民并且有利于移民融入的氛围，从而为日本民族的繁衍和新生创造机遇。但是，在一个种族更加多元化的社会里，如果日本政客无法通过核爆以及与韩国人、中国人和俄国人的岛屿来制造悲情和紧张感，他们有信心维系这个国家吗？日本民众是愿意接受一个种族更加多元化的日本队在世界杯上获得更好的成绩，还是只是希望像现在这样，由一只纯种的球队哪怕一直获得二流的成绩？

答案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