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上一个世纪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如何由一种思潮演变为一场运动、再到成为一种建制、最后再轰然崩塌，对于今后的一代代阅读者而言，可能会是一种永恒的诱惑。也是在这样的诱惑之下，这几个月里按照时间的倒序先后读了《苏联军队的瓦解》、《莫斯科的黄金时代》，还有这本正在读的《耳语者》。每每在夜深人静之时，静静体会大清洗年代的知识分子和社会中间阶级等待“午夜敲门”的那种恐惧，为书中一个个普通人的悲惨的命运唏嘘，也欣慰于即使在那样残酷的时代，也依然会偶尔闪烁的人性之光。不禁会让人产生这样的感喟，即使出于错误的思想，一个社会做了错误的选择，如果社会成员普遍有道德感，依然有一定程度上纠正错误、减少社会痛苦的可能。但是，如果这个社会的成员普遍缺乏道德感，就如同大清洗时代和纳粹开始迫害犹太人的那个时代，社会成员在道德上出现了普遍的妥协和退让，那么这个社会就将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了。之所以有后来的崩溃，就是因为统治阶级自己也承受不了那种痛苦和代价，想过一种相对正常的生活。于是，正常生活情况下人的道德感得到恢复，不道德的社会也就维持不下去了。

早期苏俄时代俄国人的宗教对其道德的塑造以及其残存的那点体面和人道主义精神，无疑对缓和那个时代的痛苦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苏俄的经历也说明，借助宗教形成的道德规范是不可靠的。宗教固然是一个社会走向教化的捷径：很难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像哲人那样思考，甚至不能要求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去那样思考；于是塑造一尊不证自明、不可挑战的神，将人类社会业已形成的道德规范以神谕的形式强植于社会成员的头脑中、形成某种道德自觉和自律，一直是一个通行且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宗教所塑造的道德具有两面性。在很多时候，宗教也可能产生某种社会氛围和广泛的社会心理习惯，就是个人忽略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并且宗教本身成为某种普遍的败德行为和暴行的借口。一个民族在其宗教情绪最浓的时代在掠夺他人土地、屠杀原住民时的那种毫不羞愧，与后来大清洗时代广泛的告密、全民性地侵占受害者财产的社会现象，应该有一脉相承的社会心理基础。

如果一种体制的崩塌，原因不在于有什么样的思想和思潮的影响，原因仅在于这个体制本身是不可持续的，那么早期苏俄建立起来的那样一个制度从一开始就具有了这样的性质。城市革命和内战本身就已大规模消灭了原有的城市精英阶层和知识阶层，农村集体化和对富农的肉体消灭也彻底消灭了一代拥有农业生产技能的农村精英阶层。而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充斥着计划经济必然存在的那些瞎指挥、拍脑袋工程，普遍存在资源错配和巨大的浪费。但是三十年代伴随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却是苏联完成了某种经济奇迹，甚至一度成了东西方知识分子眼中的明灯和希望之光。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有一种解释是三十年代普遍存在的古拉格系统，大规模的强制劳动和奴役劳动，相当于极大地降低了那些巨型工程的建设成本，大规模地剥夺了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劳动成果。而这些被剥夺了的劳动成果，形成了社会财富，同时成本的降低提高了效率。不过这样的解释本能地会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也违背其直觉。也是出于这样的质疑的心态，这一段时间看了这本《棉花帝国》，本希望借美国南北战争前后关于解放黑奴的经济效果的研究来佐证或反驳上面的观点。但是考虑到世界棉花市场只是在南北战争期间出现棉花价格的大幅上扬，但是到战后美国南方重新进入世界棉花市场之后，虽然美国的棉花种植由原来的黑奴强制劳动和奴役劳动演变为付薪、有报酬和有一定选择权下的劳动，世界棉花价格反而大大低于战前的水平。这固然有战争期间世界范围内更多的地区开始棉花商业种植因而战后供应增加的原因，但是棉花种植业的历史经验确实不足以支持上述奴役劳动说。

于是就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原因——早期的苏联获得了一笔浮财！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前，苏联就应该已经体会到了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和资产泡沫下的资本外溢效应。第一个五年计划几乎是恰逢其时，1929年大危机的爆发几乎就是为其量身定制的。有资料称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苏联建起的骨干企业几乎都是在西方的帮助下完成的，这当然是由西方的巨额贷款撑起得。有研究称，1931年苏联机器设备的进口占了当年世界机器设备出口的三分之一，1932年更是达到将近二分之一。1932年在苏联工作的外国专家有两万人。1929年1月到1930年6月，苏联还派遣1千多人到美国学习和获取技术。当然，在对苏联的输血这一方面，德国可能还走在了前面。如果考虑到20年代之后德国马克的贬值，也包括美元的贬值，后来凡是以德国马克、美元计价的债务实际上归零了，相当于美国、德国白送了苏联一个现代化。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还伴随着美国对德国的输血、帮助德国建立起一个巨大的战争机器。可以说，美国人用金钱给自己塑造了二次大战和未来的冷战对手，再不得不动用更多的生命和金钱去消灭这个对手。

不过有趣的是，大萧条的导火索，可能恰恰是美国人自己的保护主义贸易政策。于是造成了一个巨大的矛盾：一方面，美国希望依靠高昂的关税将外国商品挡在国门之外；但另一方面，美国在宽松货币政策下又大量输出资本和资本品，在这些资本和资本输入国形成在美国本土已经过剩的产能、产生进口替代效应。同时这些在他国形成的新的产能又要和美国出口企业争夺国际市场。这也使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那时的资本会不分国籍地支持任何一场疯狂的战争。不仅在于战争直接刺激包括军火在内的军事工业的需求，还在于哪怕是纳粹经济或者计划经济，所有的现代产业都有规模经济的要求，既需要战胜对手所带来的更大的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也需要破坏竞争对手的生产能力。

回到当下。美国能够逃脱这个历史的轮回吗？既要流动性泛滥的快感、还又要指望资本的外溢不会培育强大的对手和敌人？历史又走到了这样一个关口：美联储经历了史无前例的货币宽松，本应早就开始的紧缩被一再推迟之后、紧缩进程刚刚产生一点效果却又半途而废；这样一个时刻这个国家还要和主要贸易对手打一场贸易战，目标是希望对方借助自己的资本外溢所形成的产能不要淹没自己的市场。当然，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的理由是“担心国际经济环境”，因为他们好像从自己的经济表现上实在找不到重启货币宽松的理由，而且他们也不好意思说他们屈服于自己的总统的个人喜好。当然，国际经济环境确实有一些迹象值得担心，而最浓重的阴影恰恰是这个贸易对手的资产泡沫和紧绷的债务链条，这些又最终指向贸易对手的本币汇率——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在经历了那样疯狂的放水之后、形成了那样大的泡沫却还能保持货币不崩溃的。

有没有一种办法，就像历史上屡屡出现的，将自己的问题变成美国人的问题，从美国人身上捞一笔浮财？比如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利用美国总统急于达成贸易协议、并且获得贸易对手不贬值本币的心理，要求美联储与贸易对手的央行达成逐年递增的货币互换协议，或者如果指挥美联储不够便利的情况下由美国财政部大量购买贸易对手的国债、而美联储再购买同等金额的美国国债。最终达成这样一种效果：贸易对手的中央银行每发行一定数额本币，美联储就按一定比例购买其中一部分，比如每五元本币中的一元，而且兑换价格按照总统的要求尽可能有利于贸易对手以使对手获得更多的美元；这样的情况下，贸易对手所面临的资产泡沫和债务以及货币崩溃的压力还会是自己的问题吗？

很多人还是对美国的民主和制衡有很强的信心，认为不可能发生上面的情况。这里可以把这个逻辑链条延展一下。总统虽然不能指挥财政部购买贸易对手的国债，但是如果有双方央行的某种“承诺”和“安排”使所有的投资者相信贸易对手的本币相对美元永不贬值，投资者特别是大型国际金融机构不断加大对贸易对手的风险敞口，而美国财政部保证那些大的金融机构“大而不倒”、会在必要时提供救助，而美联储保证在危机时刻向财政部提供无限的流动性。那么，贸易对手的问题还会是自己的吗？如果不是自己的，又会是谁的？

这可能会成为美国人民历史上送出去的最大礼包。很可能送出去这个礼包之后，这个国家再也没有送礼的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