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到连客轩的二楼，小兄弟已经在里面靠着窗的位子上向我招手。客人也已经在那里，我紧走了几步。小兄弟介绍我俩认识，于是各自拿出手机加上对方微信。

“好有气魄的网名！”

对方的网名是“萨拉丁之剑”。家住牛街的小兄弟一直说要介绍我认识这个朋友，说只有我们能够碰撞一下。来之前我已经知道这位对话的对手留学中东、又长期在中东工作，阿拉伯语流利，英语、波斯语也相当不错，自己研读宗教典籍，是虔诚的穆斯林。

“那我就管你叫‘老萨’了啊！”我一边说着，一边和他还有小兄弟用茶水碰杯。

这时候火锅已经在翻腾。我们各自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然后就直入主题。我说：“今天在牛街，穆斯林的地盘上，咱们就谈最劲爆的话题。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站在一个穆斯林的角度讲，阿拉伯人到底最终想怎么解决以色列问题？”

“《古兰经》预言了犹太人的苦难和颠沛流离，也预言了他们会回到他们祖先居住过的土地；但是《古兰经》也预言了犹太人还会遭受二次毁灭，只是没有预言是什么时间、什么方式。”

“我想问第二个问题。我认为任何足以称为伟大的宗教，都要经历现代化的考验、经历普适化的解读，才能够有生命力延续下去。我的‘普适化’可能包括这样一些标准，比如承认在神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不分信徒还是非信徒；再比如承认每一个人都有权力按照自己的理解去信奉神、去理解教义，而不是一定要通过某种神的‘代理人’来实现信仰——这样宗教的教义真正变成人自己和神之间的契约、内化成一种对自己的道德约束，而不是被其他人用来对自己进行精神控制。如果按照我的理解，你认为伊斯兰教什么时候能够完成这样的转变？”

他迟疑了一下，说：“我认为伊斯兰教已经完成了这样的转变，但是你们不承认。”

“你知道，局外人评价一件事情，往往根据他们所能看到的。毕竟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恐怖主义，还有叙利亚政府、ISIS的那些暴行，更不要说历史上奥斯曼土耳其、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干过的那些事情。” 

“首先，ISIS那些极端份子不代表大多数。另外，战争状态下，人处于一种极端状态，那些事情只是一些极端情况。如果这样说，那不久前巴尔干半岛的基督徒还在对穆斯林进行种族灭绝。日本人、俄国人干过的事情就更不用说了！”

“可是98年、还有60年代印尼对华人的暴行，这些不是在战争状态下发生的？”

“其实东南亚的穆斯林历史上一直是很温和的。我看过一些史料，日本人二战期间占领东南亚，喜欢当众杀人、特别是屠杀华人，当众强奸和轮奸妇女，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从那时起印尼人就变得残暴了。印尼的事情和宗教没有关系，都是因为日本人，印尼人是继承了日本人的残暴传统。”

我预料到这场对话会很艰难，但是没有想到比我想到的还要艰难。我想我应该努力让这场对话变得温和一些。

“你知道，现在许多中国人也对穆斯林和伊斯兰充满了恐惧。我并不像很多人那样理解，穆斯林、伊斯兰就要征服这个世界了。恰恰相反，我认为整个伊斯兰世界面临很大的困境——这种外部世界的恐惧恰恰不是这种信仰或者思想强大的表现，这样一种极度的不友好恰恰呈现了这个古老的文化的艰难处境。我想你作为一个穆斯林，你希望传承这种文化和信仰，你现在觉得是拥有更多的机会、还是面临重重困难？你肯定比作为我们这些旁观者有更深的体会。”看到我的这番话似乎得到了一些积极的回应，我继续说：“其实很多人排斥伊斯兰教、排斥穆斯林，就把整个族群描述成洪水猛兽、不可理喻，但是这种态度既减轻不了他们心中的恐惧，也解决不了现实问题。而我首先关心的是一个个个体，看看每一个个体——哪怕是恐怖分子，围绕他们的生活到底都发生了什么？在这样一个时代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精神发展脉络，导致他们会走到那一步？就比如本·拉登，你其实如果知道他的家庭、他父母的那种关系、他的童年时代的个人经历，你就知道他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挫败感。面对那样的精神困境，无非是有些人对现实产生质疑、认为应该向前走，有些人认为应该向回走，到宗教经典和传统里寻找答案。本·拉登就不幸属于后者，采取了与现代文明为敌的态度。其实巴黎恐袭的那几个男女也无非如此。有报道说他们早先的生活方式完全是西方青年式的，只是后来才变极端的。我想他们肯定是难以融入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有一天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没有任何前途可言、生活没有任何意义可言；而他们认为这样的结果就是源于现代社会以及他们曾经有过的那种生活方式，他们认为如果一开始就按一种传统的、符合教义的生活方式去生活，他们就没有这样的挫折了。我想他们自爆的行为可能更多不是因为理想，而是出于对现代社会的仇视和绝望。我不相信一种信仰、如果身处其中的人普遍出于一种仇恨和绝望的情绪之中，这种信仰会是强大的?”

“我理解你的意思，你是说穆斯林世界出现的问题都是自身的问题？或者说是这样的信仰和教义在现代化过程中自身出了问题？但是有一点要提醒的是，西方、基督教社会可能确实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走在了前面，因此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其他部分带来了冲击和挤压感，这种冲击很多时候也并不都是“友善的”。就拿最牵动穆斯林世界情感的巴以问题来说，至少在基督教新教崛起以后，在相当长时间里对犹太教和犹太人迫害最厉害的就是基督教国家。如果没有这种迫害，会有犹太复国主义出现吗？说不好听的，纳粹主义还有其它的那些极端主义，不都是发端于基督教的空想？如果没有纳粹主义对犹太人种族灭绝，会有欧洲的犹太人抢夺巴勒斯坦的土地来建国的事情发生吗？反过来，西方、基督教国家历史上亏欠了犹太人，对犹太人犯了罪，现在又在巴以冲突中偏袒以色列来为自己赎罪！这些才是伊斯兰社会愤怒感最主要的来源，也是一部分穆斯林极端化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很难否认。”

“可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说，我们既应历史地看待问题，也要现实地看待问题。以前中国人都是同情阿拉伯人的，而现在同情犹太人和以色列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在知识阶层。我也向那些主张犹太人没有权利生活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土地上的人说过这样的话，希望他们回答这样几个问题之后再说犹太人有没有权利在那里生活的问题。第一，现在在以色列大致有二百万阿拉伯公民，以色列有阿拉伯裔议员在以色列议会与犹太人议员一起工作，而有多少阿拉伯国家的阿拉伯民众所享有的公民权利超过这些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的？第二，我们总是谈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但是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前，亚历山大、巴格达也生活了许多祖祖辈辈在那里定居的犹太人，那些阿拉伯人土地上的犹太人都去哪里了？第三，在以色列控制下，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各种古迹、文化遗产都在，各种宗教的信徒还可以在他们传统的宗教场所从事宗教活动；那么在阿拉伯国家控制的地方，他们有没有一视同仁将各个宗教、各种文化的遗迹和遗产作为人类的共同财产予以保护？阿拉伯人统治下的地方有宗教自由吗？还拿难民问题来说，以色列的那些犹太难民，当初是在所有财产都被没收、后来也没有得到任何补偿的情况下被驱赶来到以色列的，但是几十年过去，这些人都融入了以色列、开创了新的生活和事业，整个世界也听不到什么犹太难民在那里抱怨。再拿巴勒斯坦难民来说，当初以色列在大部分占领的土地上并没有驱赶阿拉伯人，反而是一些阿拉伯人领袖和阿拉伯国家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制造恐怖感，否则不可能造成那么多难民。也有说法说当初以色列想让部分难民回归，但是阿拉伯国家狮子大开口，要求以色列只能接受全部难民回归，根本不接受部分回归的方案，导致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始终无法得到解决。从叙利亚危机和难民危机以来，中国普通民众本来就缺乏在多元文化下生活的经历、许多人对难民问题很紧张，现在又有许多文章说当初的巴勒斯坦难民就是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温床，而且经常在类似约旦这样的国家干鸠占鹊巢的事情。现在我都不知道中国的知识阶层对巴勒斯坦难民还有多少同情。这样的局面，当然是和阿拉伯国家当局想把难民问题当作和以色列、西方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谈判筹码的策略有关系。”

这时候小兄弟插了一句话：“大哥，你知道吗？他就是一直特别同情阿拉伯人，又觉得他们太不争气。”

“我有一次在科威特打车，出租车司机是个巴勒斯坦难民。我就和他聊天。他就很悲愤地说，他们和科威特人都是同宗同源，但是他在科威特生活了几十年，家也在这里，孩子也生在这里，但是他们永远就是‘难民’，他们永远不可能有公民的那些权利！但是伊朗人，哪怕是什叶派，他们只要有钱，他们就可以花钱买到居留权和公民身份。”老萨说完也摇了摇头。

“我一直觉得，伊斯兰世界应该有更多这样的学者，他们不应该只关注经典和教义本身，应该更关注人。毕竟经典和教义是用来指引人的生活、最后是服务于人的。如果更多地关注每一个个体和他们的困境，而不是抽象地强调所谓集体权利和集体的精神体验，可能会更好地让外部世界理解伊斯兰世界，也有助于祛除恐惧感、特别是那种非理性的恐惧感。就比如说，我老是看到网上传的视频，有在欧洲的穆斯林男子威胁说白人不生孩子，穆斯林会娶很多妻子、生很多孩子、还会娶西方女子，于是这就成了穆斯林要用子宫武器占领欧洲的证据。说实话，我印象里二十多年前德国的种族主义者就用这种言论来宣扬土耳其人要占领德国。结果到现在为止，德国的土耳其裔依然只有二百多万，并没有比二十年前增加多少；而全欧洲的土耳其裔人口也没有超过400万。相反，土耳其自己的总和生育率倒只有2.05了，将将在人口自然更替的边缘。从这点来说，你说到底是移民、人口流动导致了欧洲土耳其人口泛滥？还是让土耳其人的生活方式更靠拢欧洲、起到了完全相反的效果？再说欧洲这些中东北非的流民，我想他们如果是第一代移民的话肯定在家乡是生活在社会底层，他们的家乡很可能还是一夫多妻制，他们本来就找不到老婆的。他们很可能是孤身一人来到欧洲的。而第二代移民，我们都可以想象，女性更容易融入西方人的生活，男性可能还保守一点。对于这些一代、二代青年男性移民，在本族群找伴侣就已经很艰难；即使有西方女孩愿意嫁他们，他们敢娶吗？西方女孩子有多少守身如玉就为等一位阿拉伯王子的？他们为了天堂里的处女不惜自爆，他们会和西方女子忍辱成亲？所以所谓穆斯林的子宫武器，纯属吓唬人、发泄的口炮儿！可能现实生活中生活在欧洲美国的穆斯林男青年都面临无法婚配、无法传递自己基因的恐惧和焦虑感。这可能才是他们容易走向极端、听到ISIS的召唤立刻就蜂拥而去的真实原因。”

“你说的这一点我还真地没想到。”

“其实我一直有许多想法、想做一些研究。但是我真地是缺乏条件。比如关于阿拉伯人的生育率、生育模式问题。按理来说像沙特、阿联酋、科威特这样富裕的产油国，男人更有可能实行多妻制、实现更多的生育，因为这些国家的男子可以到周边不太富裕、更动荡的国家获得女性。但是你发现，阿拉伯国家里反而是这些富裕的海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最低，而那些更贫穷的阿拉伯国家总和生育率更高。到底是因为阿拉伯国家也符合国家越富裕、民众生育率越低的普遍规律，还是另有隐情？比如在富裕的阿拉伯国家因为普遍多妻，所以男性在生育问题上更‘从容’，每一位妻子生育数量不是很多、但是平均每一个男子的子女数量其实很多？而贫穷国家的男性要尽可能充分利用‘有限的’女性生育能力，所以总和生育率就很高？还有，就是一夫多妻制是否会造成某种‘基因瓶颈’——只有越来越少的男性把基因遗传下来并且造成某种基因的集中出现、同时伴随大量的男性基因因为无法遗传而耗损？另外，能不能比较一下撒哈拉以南一些出生率最高的那些国家，看看到底穆斯林、基督徒和天主教人口里谁的出生率高？是不是真地是穆斯林更善于使用子宫武器？”

“大哥，你的想法太有意思了！”

“我其实一直觉得，中国人因为自己的历史经验，应该对这个世界有一种更独特的视角和一些更独特的体验。就中国的穆斯林而言，作为这个国家的少数族群，应该有一些更独特的体验。比如很多汉族人现在宣扬要排斥穆斯林，可是我就总拿牛街、拿北京的穆斯林来说事儿——这老北京的回民应该是忽必烈入侵中原、建元大都的时候就随忽必烈的军队来到这里的，而这城里的汉人倒是因为王朝更替不断经历被屠杀、驱赶、新人再迁入的循环往复；相对北京城的几十万回民而言，绝大多数生活在这里的汉人倒可能是后来者。虽然穆斯林和这个国家的主体民族历史上也没少发生龌龊，但是总体而言他们在这个国度里虽然可能边缘化、但是相对而言生存环境要更宽松。这可能跟汉民族世俗化、相对不那么极端、大部分年代里也比较宽容中庸有关。这种宽容和宽松反过来也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的穆斯林不那么极端化。所以我一直觉得，表面上这些年伊斯兰运动在中国有某种复兴、伴随着一些宗教教义、教派从外部传入，但是从长远来看，伊斯兰世界的转型需要脱离悲情，在一种冷静、自省的状态下去实现。这样看来，中国的穆斯林很有可能会在伊斯兰的现代化进程中拥有独特的地位。”

说完这话我看了一眼窗外灯光掩映下树影婆娑的牛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