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面包车一路颠簸、终于在抛锚之前到达党岭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钟。原本下面的安排是傍晚去附近的高山海子看看，再泡泡温泉，但是可能一路走来美景看多了，有些倦怠。想找住处，按照村长的指派去两家藏居看了看，还是拿不定主意。这时两个白人小伙子和一个白人姑娘正和两个藏族向导商谈徒步穿越路线。其中一个白人小伙子能讲一些汉语，但有限；而两个藏族小伙子的汉语可能更有限，双方的对话看上去似乎无法进行下去了。于是我过去试着帮助他们一下。
首先谈论的就是路线问题。白人小伙子手上的LP介绍了一条党岭到道孚的穿越路线，他们希望按图索骥；但是藏族小伙子告知至少有三条线路，穿越所需时间不等，不知道书上具体说的是哪一条。其次就是向导和马匹的价钱，似乎比较贵。我问了客人们的行程安排，也向他们提了建议：这里马匹和向导的价格就是比这一带其他地方贵得多，而且这一带其他地方也有几条更有名气的穿越线路，其实也可以做其他选择。但是三个人执意要走这条线路。于是帮他们选了一条两天的线路，终点应该是玉科乡。还有一条更短的线路，但是要翻越大约海拔
说好了马匹和向导的价钱，他们从藏族老乡家买了一沓面饼、几个煮鸡蛋，就准备出发了。我和老婆两人在一旁看着他们准备行囊、将东西捆到马背上。那个会讲一些中文的白人小伙子突然说：“嗨！和我们一起走吧！”他说他们也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也突然觉得如果不需要住在老乡的家里、可以在自己的帐篷里露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老婆只是说了一句：“你疯了吗！我们的装备根本不够！”是呀，我们那一趟原本就是走川藏线，帐篷和睡袋都是按照睡旅馆或者一旦汽车抛锚临时支撑一下考虑的。
但是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我们出发时已是下午四点钟。很快向山谷的纵深走去，然后进了连绵的丛林。就这样走了三、四个小时，即使戴着我的可以增强光线的偏光护目镜，也几乎什么都看不清了。这时向导说，我们就在这里宿营吧。于是打开头灯支起帐篷。依然是在一片丛林里，只是脚下稍微开阔一些。旁边就是溪水，水流比较急。近处可以看见牛，不远处应该有放牧的牧民的帐篷或者牛棚。我那次没有戴海拔表，但我安慰自己，从植被上看海拔应该也就是在三千六、七百米，应该不超过
但是夜晚寒冷和高原反应所导致的头痛还是不期而至。我把一条棉睡袋让老婆用，而自己用剩下那条抓绒睡袋。很快我就发现那条只能挡挡土的抓绒睡袋其实没有任何御寒作用，而我的身体已经开始不停地颤抖。我开始后悔自己的冲动。特别是在黄河源头我已经有轻微的感冒，我非常担心这一夜的寒冷不会让我染上肺炎或者肺水肿吧。我也觉得自己特别对不起老婆，不该把她带到这里经历这样的危险……
就这样竟然扛过去了一晚。天亮一些后我钻出帐篷，赫然望见远处的雪峰冰冷地泛着白色光芒，突然觉得受的这些苦都是值得的。
没想到，竟然这样湮没得踪迹全无。
春天从巴丹吉林穿出来、站在西夏王陵遗址公园的陈列馆里，我惊异于党项文字的汉字渊源，我也突然意识到宋时无论是党项、契丹还是女真已经与汉人的文化高度同质化了。于是我也动了这样一个念头，追寻最后一支党项王族的脚步到木雅藏区，看看他们是否给后人留下了某些密码好让我们猜透历史。都说丹巴女子因为有王族血统，所以才格外的美丽动人。但此行让我有些失望。我打趣问过一个本地司机，网上传说的那些丹巴美女都跑到哪里去了。司机很淡然地说，早就让内地的演出队搞到深圳、广州和成都那些花花世界里去了。哪怕是到了党岭，传说在更久远的年代也曾经有党项人到达这里，却也看不出什么蛛丝马迹。
但更让我遗憾的是历史。一些西方历史学家认为，古代中国文明到宋代时达到了顶峰。至少以中原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来看，无论是党项的西夏政权、契丹的辽还是女真人的金，其实在政治制度上与宋高度相似，而在文化上则实现了高度统一和融合。宋代已经有很高的政治文明——据说宋太祖为后代皇帝定下了“不杀大臣”的密旨，而岳飞被害完全是极端个案。同时，中原民族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征战虽然涉及领土争夺，但是很少伴随对平民的大屠杀。那时统治者普遍已经意识到人的价值，在争夺土地的同时也在争夺人民……
如果那时候宋人、辽人、西夏人以及金人想到什么好的方法统一，或者虽不能统一但是能够相安无事地生活、和平共处，那么中国人后来的历史是否会改写得好一些？如果不是因为汉人、契丹、党项以及女真之间长达两三个世纪的倾轧与战争，如果不是各个国家都被消耗殆尽，如果西夏、辽或者金一直在北方护卫着中原，而不是先后被蒙古摧毁、灭族……
但是历史没有如果。正因为共同的文明基础、相近的政治结构，统治者们才更加相互警惕和敌视，因为人民接受起同质的敌对政权来更没有心理障碍。而蒙古民族完全是另一回事，统治者反而倒不担心，因为他们清楚自己的人民根本无法接受这么异质的民族的统治；面对更野蛮民族的入侵，人民会与这个政权一起反抗。而草原民族所到之处，伴随着大屠杀、民族灭绝和城市的毁灭。根据历史学家的解释，草原民族征服过程中的屠杀和民族灭绝并不同于纳粹的种族灭绝，基于某种“理论”；他们只是基于经济上的本能。他们的文明程度尚不足以享受城市这样的人类文明成果，不能驾驭这样的制度安排；而如果将农耕民族和定居民族消灭掉，他们就可以让农田、村庄和城市重新荒芜、变为草原，农业地区就可以重新变为牧区，重新适应草原民族的生产方式。而农耕文明下的人民对于草原民族而言，不仅没有任何价值，而且还是负担和食物的竞争者。
但是这种屠杀是一个民族不能承受之重。我总觉得，蒙元的入侵和屠杀，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禀性。过去那个优雅、敏感的古代中国民族随着屠杀消失了，代之以近现代的一个粗鄙、麻木甚至也有些残忍的民族。
历史总是这样吊诡。由于视野所限，也由于一个民族的忧虑往往被统治者自身的忧虑所替代，一个民族总会错判敌人。而在我们的文明之光无法照到的黑暗角落里，可怕的敌人却时常被忽略。直到我们被毁灭，我们才发现我们曾经极力排斥的本可以被依靠作为盾牌。当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我们的大门，我们在担心西方文明使我们不得不面临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一个东西方文明在不正常环境下交媾的怪胎——日本，却成长起来，直至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所遇到的最居心叵测、也有可能是最野蛮的敌人。在危亡时刻，我们也才认识到西方文明应该可以作为我们的盟友。而当下，我们的主导社会意识以民主制度、普世价值为这个社会的最大敌人，宣称这些东西会危害我们的民族。会不会有一天我们再次发现，恰恰是这些东西才是解决我们问题的手段，是保护我们的盾牌？
（选自本人未完的《从横断山脉到喀喇昆仑，从大兴安岭到喜马拉雅》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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