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的高原反应还是很厉害。但是往贡嘎寺的路上状态还算不错。到达贡嘎寺的时候，神山正隐藏在大团云层后面。

我们没有选择住在寺院里。我们在寺院外面正对神山的草地上扎了帐篷，希望夜晚一拉开帐帘就能看见夜幕下的神山。但是夜晚云更多了，天空全部阴下来了。

真地不是有意安排，只是这几天对十几个队员来说恰好都方便出行。而我们的贡嘎寺的早晨也恰好就赶上多年难遇的日全蚀。不过早晨拉开帐帘，发现天空还是阴沉沉的。看来看日蚀的希望要破灭。

神山终究是眷顾我们的。七点钟云层竟然散开了，神山也露出他坚毅的面庞。八点钟日蚀开始了。因为真地是毫无准备，大家就用最简易和最简陋的办法观看。有的藏民和小喇嘛举着旧底片，而我们发现将三片偏光太阳镜片叠在一起也可以观看。到大约九点十二分全蚀开始，而我们看到当月亮走到太阳正中央时竟然只是个环蚀。我们正诧异地认为，是否因为我们太靠近中国的西部，所以这次长江流域的日蚀我们可能只能够看到环蚀了，天就忽然间完全暗了下来，连最后一个光环也消失了。但随即像有一颗金星耀出，瞬间光芒万丈，太阳从一个点爆发而出。

这时无论是僧人、信徒还是游客，大家都像完成了一项盛大的仪式，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站在我身旁的是一个端庄、持重的僧人，此时也微笑着注视着我。而我昨天开始也就注意到他的不同：虽然穿着同样简朴的僧衣，但是目光透着神采；而凡是信徒见到他也都会行礼避让。见我向这个僧人点头致意，旁边的信徒告诉我：这是活佛，前天刚从印度回来……我更加惊诧，说：“那一定是走了许多路，翻了很多道雪山垭口吧……”

我也徜徉在贡嘎寺那众多关于大宝法王和他的弟子们的传说和神迹中。而正是噶玛噶举派发明了灵童制度。灵童制度的诞生不仅对藏传佛教的传承和藏民族形成稳定的政治制度具有重大意义，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和东亚的民族历史。

青藏高原的恶劣环境、人生的苦难和无常注定了藏民族是一个追问的民族，而只有那些能够更好地解释这个世界、使人民能够更安然地面对人生苦难的哲学家们才有可能统治这一片土地。但是作为哲学的宗教不仅依靠衍生出的种种仪式和制度来慑服信徒，同时更重要的是需要在传承中不断产生新的思想去面对人们新的疑问和思考。

最初教派的传承也都是世袭制。但是世袭制有天然的弱点，那就是似乎能够产生优秀思想和品性的那些奥妙因素基本不可能在生殖过程中通过基因来传递。靠世袭来进行传承的教派都不可避免地没落了。想当初蒙元入主中国，萨迦四祖萨班贡噶坚赞归附元朝，萨迦五祖八思巴被封为帝师、创建八思巴文，萨迦派曾经是何等辉煌。但是最终随着家族的繁衍、分裂，这个教派却七零八落了。

事实上，在“灵童转世”制度被宗喀巴的弟子们引入格鲁派之初，这一制度并不是能够自动正常运转的，也往往摆脱不了世袭制下的阴谋和宫廷斗争。贵族们往往试图影响转世灵童的寻访，特别是通过做手脚使自己的孩子成为灵童，从而为自己的家族带来政治利益。于是，“灵童转世”制度在一开始并没有使得教派内部权力承继斗争的激烈程度下降，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世袭制度下教派权力继承人质量以及权威可能随时间推移不断下降和削弱的趋势。直到五世达赖喇嘛与清政府建立了某种关系，这种关系使得中央政府可以作为“灵童转世”的最终仲裁人，而中央政府在“灵童转世”过程中是超脱的，能够很大程度上避免灵童寻访过程中的腐败，平息家族间的争斗，于是“灵童转世”制度终于走上了正轨，其优越性也充分发挥出来了。在西藏的灵童制度中，由于灵童是在老的领导人死后选出的继承人，当然是唯一的政治领导核心；同时这些灵童被赋予了神的地位——他们是活佛，所以在理论上和具体的制度安排上，这些继承人的权威是不可挑战的。由于有了中央政府的威慑和仲裁，一定程度上规避了贵族家族的干涉，所以对于灵童的选择标准反而回归到最基本的一些标准上，比如要求灵童尽可能聪明、健康。那些“认领遗物”的制度和仪轨，现在看来可能就是考察灵童们是否足够聪明、是否能够领会成人的暗示。这种制度基本可以保证将最优秀的孩子挑出来，于是权力传承就有了好的基础。虽然对于未成年的灵童，他们的心灵近于一张白纸，一般人会假设他们的精神导师和政治导师们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其进行塑造。但恰恰是这些聪颖的心灵蕴育着常人根本猜不透的机巧，谁也不敢保证为他们的心灵输入特定的原料一定会产生想要的果子。历史每每证明，这些继承人在经历了精英教育的悉心培养之后，一旦成年、他们拥有了完全的权威，他们往往会超越和改变自己的民族，使自己的民族更好地适应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

其实有时判断政治制度的优劣也很简单——政治制度的核心依然是如何解决权力的分配和继承问题。这和它所宣称的教义完全无关。正如后人围观一九六零和一九七零年代某国人的那些政治争论，即使是近如当下该国国人也搞不清楚他们的父亲和叔叔大爷们在争吵和叫嚣些什么。他们所宣称的所谓“路线斗争”根本就是不知所云。我们只是知道了一点，就是在连世袭制的条件都不存在了的情况下，一个信奉斗争哲学的政治体制，会怎样陷入阴谋与暴力的丛林法则中。斗争哲学下不可能有“对敌人像秋风扫落叶、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因为彻底消除政治竞争者的最好办法就是说对方犯了路线错误，或者根本就是敌人，当然对自己人最终也必然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最终少数人的权力斗争将一个民族裹挟进去、令这个民族付出惨重代价。

“灵童”制当然优越于世袭制，更强于丛林法则。但是如果更稳妥一些，等到孩子们都大一些、政治上成熟了甚至成型了，再选“灵童”，岂不更好？如果在老“佛爷”没有死的情况下就选“灵童”，是否更好？这就产生几个问题，一是这些“大灵童”已经成年，应该有了一定的政治生活经历，可能也会表现出一些政治倾向。但无论到哪里，老“佛爷”最怕自己下台后或者死后自己的权威被消除，所以哪里的老“佛爷”都不会选择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的人。只要人类不前进到民主制下，在当下的体制内，一般的人就都不太敢表达与现有主流政治观点不一致的意见，或者大多数人根本就是生存主义者，不存在什么政治观点。老“佛爷”们出于保险的原因一定会选一些略显愚钝、木讷、没有什么锋芒的人作为继承人。而这种政治制度一定会真地很成功地将一些愚钝之辈、毫无准备之辈选择到大位上。而有高超伪装技巧、做好了准备知道有一天继承大位后自己应该做些什么的“阴谋家”，倒是真地凤毛麟角。于是，本意希望以未来的领导人的超过常人的智慧和赋予其绝对权威来推动变革、应对世道的不确定性的灵童制度，会被扭曲为一种逆向选择：选择大“灵童”的结果变成了选择相对不优秀的人物以保证不发生变革。而在贵族制下，选择大“灵童”总比选择小“灵童”要有更多的标准，这些标准一定会成为各个派别和家族进行政治操弄的手段，其结果就是最好形成这样的格局：一开始就选择那种智力不太高、不拥有太多政治智慧和抱负、甚至在操守上有些问题的人作未来的领导者，使其没有能力和权威去推动变革，因而更有利于维护现有各派以及各个家族的既得利益。

听说现世大宝法王从小就天赋异禀，生性聪颖、胆识过人、谈吐不凡。真希望对民族是件幸事。

   （选自本人未完的《从横断山脉到喀喇昆仑，从大兴安岭到喜马拉雅》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