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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行人从伊瓜苏机场走出来时有些傻眼——接机区一个中国人也看不到。这意味着接我们的华人导游没有到。团长有些不耐烦,说了一句,赶紧给导游打电话!我和老张赶紧都拿出电话,一个打固定电话、一个打移动电话。但是打了半天只是听到里面叽里呱啦的葡萄牙语的语音提示,就是打不通,也听不明白在说些什么。我们怀疑可能巴西有几个不同的移动通信公司,漫游状态下每家电话的前缀符号、区号都不相同,我们一直没有找对正确的拨号方法。这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其实这一路走来都挺顺利的,没有什么差错,恰恰到了这么一个南美小城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这时候女团长已经很暴躁了,突然命令我们:“我们不等了!打车去!到时候扣旅行社的钱!”然后团长在那里继续痛斥旅行社不像话,还大声喊让我们立刻给国内旅行社负责此次行程安排的工作人员打电话,而且一边说一边就要向候机楼外面走。团长是我们这一行人里级别最高的、也是唯一的一位局长。其他几个团员见团长发这么大火,也都紧张得不得了,立刻全都围拢到我们俩身边,一起对我们说:“快给国内打电话!快给国内打电话!”特别是几个女处长说得更起劲。我就见老张很生气了,似乎火也上来了。老张好像压低了嗓门——但我估计他还是要让团长听到:“慌什么慌!一群老娘们儿,才遇到多大的事情,就炸了窝了!你现在电话打到国内,国内正夜里三、四点,你把人导游从被窝叫起来,又能给你解决什么问题?现在出去打车,出租车司机听得懂英语吗?谁能讲葡语?能跟人说清楚你去哪儿吗?”

听到老张这么一骂,我心里都替他有些担心,咋一点也不维护官场的“规矩”呢?面子上也应该假装做出很害怕的样子呀!想必是真生气了。我赶紧过去打圆场:“我正给圣保罗的旅行社打电话呢!反正这个旅行社是那家旅行社的代理,咱们打给国内旅行社,国内旅行社也还得找他们。”说着我的电话已经打通了。那边告诉我这里的导游已经车出了点儿问题,给我们打不通电话,先回去换车了,正往机场赶,让我们再等一会儿。刚放下电话,这边导游也打通了老张的电话,说再有半个小时能到。这才缓解了刚才的尴尬。

车到了。一行人上了车坐定。大家一边聊着天试图和缓刚才的尴尬。这个老张是当初从部委分流到我们这个单位的,但是也来了好几年了。这次他负责行程安排,我协助。这几天走下来觉得老张这个人还是个性很强,难怪当初从部委分流出来。但要这样一个性格,我看在这个单位可能也不会顺到哪里去。结果一个女处长没话找话问了老张一个问题:“老张,你也走了两个单位了,咱们单位和其他单位比有啥不一样啊?”

“咱们单位的特点就是咱们这儿的人性征不太明显!”看着几个人面面相觑,老张接着说:“部级干部吧,都是小孩子,跟下属肆意宣泄情绪。你说小孩子你能说他是男人还是女人?局级干部吧,男的都是太监,女的都是老妈子,都是些伺候大领导、想着法儿让大领导们高兴的主儿。你说太监能算男人嘛?老妈子能算女人吗?处长呢?男处长遇到事儿都往下面推卸责任,不是男人!女处长一个个咋咋呼呼、假装雷厉风行,没一点儿女人样儿!”

老张这一番话下来,我看一车处长们的脸都吓绿了。团长坐在最前面,看不见脸,想来也不会好看。我自己在心里那是一个狂笑,就快忍不住笑出声来。

 

晚上我和老张一个房间。我和老张开玩笑说:“你对咱们单位的那个评价太准确了!我都乐晕了。”

老张说:“其实哪个单位不一样?哪个单位不像一个小朝廷、小宫廷!”

“那你是怎么有这本事把这点儿事看得这么明白?”

“嗨!你多走几个单位,只要有对比,你就能找出不同单位之间的不同点和共同点。尤其是咱们在体制内,毕竟你能看到的东西别人看不到,所以有时候咱们这样的人反而看得更明白,所以反而会更失望。你看那些对体制有信心的,往往反而一天也没在体制内呆过、根本不知道权力是咋回事。”说着老张上了床、准备进被窝。“就像咱们那里刚处理的那个副部,对外公布对他调查的时候就说他生活奢靡之类的,一般老百姓能想象‘生活奢靡’是啥样吗?(他)除了老婆以外还有九个女人、六个私生子女!这些会公布吗?最后判的时候说涉案金额三千多万。其实咱们都知道,那只是九牛一毛。”

老张这么一说让我有点儿兴奋:“那你说这是怎么形成的呢?”

“任何层级制的体制,如果没有足够的外部制约,或者说白了没有一个外部民主制度的制约,宫廷化就是必然的结果。”

“可是你说不知道的人都认为像咱们这样的机构都是一些高大上的部门,在别人眼里都是金光闪闪的。这个社会好像也能运转下去啊?你说是不是最终就像彼得定律说的,在一个层级制的社会里,最后每一级的位置都是由不胜任的人来占据?”

“这个社会现在能运转,完全是依靠惯性!”老张本来脸冲着另一侧都准备睡觉了,现在又翻过身来。“其实我觉得彼得定律都是在一个理想化的假设下得出了一个理想化的结论:比如假设一个人因为胜任现有职位、所以被提拔,直到提拔到一个不能胜任的位置。这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纯粹是瞎扯!根本不存在!我们这种社会运行的逻辑完全不同。”

“你是说彼得定律把每一个组织拟人化了、假设每一个组织的行为都具有某种理性?而你不承认这些组织会是理性的?”

“这倒不是。我也是假设每一个组织是可能具有‘理性’的。我是说,彼得定律的提出者研究的是一个自由市场环境下的社会,研究各种具有独立性的组织在一个自由竞争的环境下的行为逻辑。可是我们这样的社会、特别是像我们的机构,本质上我们只有一个大的层级机构,我们这些机构都是派生出来的、是从属的;表面上每个单位有各自的利益、有竞争关系,就像我们也有中农工建四个大银行,也假装竞争,但是最终竞争的结果体现在四个银行的领导人在这个共同的层级体制里爬得有多高,你这家银行里出来的领导爬得越高对你这家银行就越有好处!所以我们的竞争本质上是一种内部分肥的竞争!这样同样是所谓的‘理性’选择,结果就会完全不同。”

我此时睡意全无了。“我明白了!我总结一下,你的意思是说这种体制下最可能的是一种‘幸运儿领跑’的状态——因为每个单位利益最大化的方式是输出更多的所谓人才到更高的领导岗位上,这样将来在内部竞争中可以获得更多利益;而层级制下每一个人又必须要一步一步爬台阶,要在有限的职业生涯里爬到更高的台阶上面,未来的成功者就要保证在爬到每一级台阶上的时候相对年轻;所以一个聪明、‘理性’的单位最好的选择就是尽可能地制造幸运儿,保证这些幸运儿能够一直幸运下去、直至到达高位。”

“所以你知道我们这样的体制的最大弊病了吧!因为那些高层领导者从一开始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成为了幸运儿:为了保证他们一直幸运下去,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让他们真正面对困难,有问题自有别人去替他们‘解决’;所以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是由幸运儿来领导。在社会不出现大的变化的情况下,这个社会按惯性运转,但是当这个社会出现一些大的变化和冲突,需要有人面对压力去决策、拍板,但是你发现上上下下全是一群幸运儿,他们没有面对过问题、没有承担过压力,因为以前都是别人帮他们‘解决’问题或者说白了就是创造条件帮他们回避问题,所以这群人大概率的状态是面对突变无法做出决策。前苏联的崩溃不就是这么一回事?”

“反过来,像巴西这样的国家,也有通货膨胀、腐败、贫富分化、高犯罪率这样的问题,可是只要有一点点民主,哪怕是很不成熟、每每被民粹主义侵蚀的民主,你也很难想象这样的国家它会有一天突然崩溃。”

“我也在想竞选制度的作用。你看一些人诋毁竞选制度,一定会说什么候选人互相扒粪、谩骂,很丑恶;要不就是竞选要花很多钱,没有钱没法参加选举,竞选最后就是金钱政治。我现在倒是觉得,层级制下爬上来的领导者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有一些先天的缺陷,竞选制度可以脱离这个层级体制去选拔人才,而当体制本身存在问题、i需要改变的时候,这些外来者、利益无关者倒是最有可能推动体制的改变。另外,在高度竞争的情况下开展竞选,谩骂、扒粪、还要面对巨大的财务压力,其实就是一次次锤练,最后的结果就是那些获胜者都已经习惯了在巨大压力和噪音下开展工作、做出决策。”

“我记得好像是小布什还是在小阿萨德刚刚掌权叙利亚的时候评价小阿萨德是一个‘没有经受过考验的家伙’。我一直在想,同样是所谓政治世家出身、小布什给人的印象更像是一个纨绔子弟,他为啥敢说人家是‘没有经受过考验的家伙’?现在我明白一些了,一个经过剧烈竞争上来的领导人相对一个由生殖器选出来的领导人,当然有这自信。而且看来,一群被别人刻意“培养”出来的领导者,掌权以后又习惯于被人喂服各种舒服易服的‘料’,当面对突变、危局,或者做不出抉择等死,或者做出抉择就是错误的抉择。表面上层级制的体制看上去比一个家族的家长制要好一些,但是本质上是一回事。”

“你也觉得早晚要挂?”

“啊?是吧?”

 

(本文选自本人未完的新书《从横断山脉到喀喇昆仑,从大兴安岭到喜马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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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鸿鸣

邹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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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就职于某金融机构;以公司治理和资本市场为主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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