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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特朗普要对中国进行贸易战,号称有600亿美元“之巨”,然后就是这边提出了一个反击的清单,有30亿美元“之巨”。美方的清单让人感到天朝上国已然上了层次,对华制裁项目净是些高科技的东西,比如美国人从来不会用的高铁设备;而这边的清单也包括一些“干水果”之类听上去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零食。于是,网络又本着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精神掀起一阵阵狂欢,计算着谁会把谁打趴下。连老财长都说出了“要打先打大豆”的话,既不管国人还能不能吃得起肉,也不管那浓缩了的CPI 数字是否从此发了起来。

但是中美贸易今天走到这样的局面,其实一开始就源于误解。美国决策当局当初以为通过将中国纳入已有的国际贸易规则体系,通过开放就会自动带来持续改革以至改变;而中国的决策者也以为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红利就会为内部改革带来润滑效果、会降低改革的难度甚至不再需要代价很大的那些变革。而今天这种误解不仅未消除,双方可能已经陷于鸡同鸭讲的境地。特朗普可能满腹委屈,但是中方可能根本不知道前人为什么要加入世贸组织、当初承诺了什么、当初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承诺,更不知道为什么就惹恼了这些美国人。这样的一场争执最终的结果更有可能是虎头蛇尾。

说到美国的贸易逆差,很可能宽松的货币政策才是最大的原因。贸易逆差很可能只是宽松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而已。如果美国真地能够成功缩表、让利率回归到一个合理水平,可能也要相当漫长的时间才会再现上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8年任期之后直到布什总统执政期间才出现的贸易赤字的下降。但是由于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元利率处于一个漫长的下降通道,也就无法给与经济学家足够的机会去论证这一点。所以,如果美国人不老老实实回归传统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不约束自己的货币发行,很可能贸易逆差的问题无解。制裁也好、关税也好,无非是让逆差的方向有些许改变而已。

同样,对中国的问题,也不是简单的双方关税不对等的问题。中国巨大出口产能的形成,一方面源于特有的体制下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执法上的刻意不作为以实现某种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法律制度有意识地限制公民权利使得公民无从为环境被破坏所遭到的损害寻求救济和补偿,所以中国的出口产业因为极低的环境保护成本获得了独特的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无可比拟,并不是双方对等征税就能抹平的。另外,中国的分配制度总是能保证培育出一代一代低生活质量、低回报要求的产业工人。这虽然妨碍了产业升级,但是能够在某些低技术出口行业使中国在足够长时间内保持竞争力。所以,如果这个社会不能通过积极变革转变为一个真正为自己的成员负责、有效保护社会成员权利的社会,这个社会的资源就不会转移到主要为自己的成员服务,这种通过牺牲全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利益、将社会资源主要用来为少数人到国际市场低价变现的“盈利模式”也就不会改变。

对于美国而言,如果有一场贸易战,那应该是一场关于价值观的战争。一方面,是其货币政策能否回归正确的价值取向,从内部消除贸易逆差产生的根源;二是在对外政策上对贸易对手在价值观问题上选择更强硬的态度、还是继续绥靖下去。但是就特朗普而言,虽然他偶尔也会把价值观挂在嘴上,但他没有能力深刻领悟这个问题,注定不可能成为自由主义战士。作为民粹主义者,一是其注定是外向寻因的,他无法发现自身国家的问题,美国自身面临的问题也就很难在短期得到矫正;二是其注定是机会主义的,一旦这场冲突展现出其艰巨和复杂,就有可能退缩,或者抓住任何一根救命稻草宣称胜利,让这场冲突不了了之。 说到底,过去三十年里美国习惯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而这边提供的不能反映其全部生产成本和社会成本的低价带血商品帮助其控制了通货膨胀,这成了一种“血盟”,特朗普和整个美国社会有打破“血盟”的勇气吗?

如果贸易战没戏了,是不是可以再编一部金融战的剧本?肯定会更离奇。而且素材也不是没有。远在冷战时期,某大国就会周期性地面临外汇紧缺的问题。其实原因也很简单:这类国家的体制从长期看是不可持续的,维持这样一个体制其投入的成本远远大于“收益”。这种不可持续性,在经济上的表现在金属铸币时代是财政问题,在纸币时代是货币问题和短缺问题。据记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初、美元风雨飘摇之时,市场其实意识到该国短缺外汇、正盼望该国抛出黄金换取外汇,但该国情报机构人员向高层提出了这样的建议:逆市场的期望解决外汇紧缺,大量借入美元购入黄金和西欧货币,而不是抛售黄金换取外汇。这样相当于做空美元。如果该国的进口主要来自于西欧,而出口收入主要是美元,那么这种操作的风险会更小。如果做空美元的结果是一段时间之后美元果真下跌,相当于完成了一大笔套利交易、实现了一大笔套利收益。代价只是那一小笔贷款利息。

该国虽然不存在了,这个情报组织也没有了,但是这个组织的那些人和那些技术依然在,而且这一切对大国的继承者反而更重要了。这样的操作依然有迹可循。以上一次2014年继承国的最新一次货币崩溃为例,继承国央行大约是在2014年第三季度放弃维持汇率、允许本币急剧贬值的。如果以美国财政部公布的各国持有美国长期证券类资产简单推算,继承国自2012年中至2013年中以及2013年中至2014年中的连续两年间每年减少的美国长期证券类资产基本在200多亿美元,但是2014年中至2015年中其持有的美国长期证券类资产的减少量急剧增加。这一年间国际市场急剧动荡,比如石油价格从每桶大约115美元下跌到50-60美元(布伦特原油价格)。油价可以解释这种快速减少的一部分原因,但似乎解释不了全部。从2015年中至2017年中的连续两年间石油价格依旧在下跌,但是这两年间继承国持有的美国长期证券类资产反而一直在增加。还有一个解释是决定让汇率贬值导致了投机需求突然被惊醒以及远期需求的提前兑现,增加了干预汇率的成本。但是还是可以猜测,在此之前继承国的央行为了保住本国汇率又像以往一样大量做空美元,而美元指数自2014年年中起的上涨导致继承国央行不得不承受并兑现了巨大损失。这可能是其本币崩溃的更重要原因。

不过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如果继承国持有的美国长期证券类资产应该是在2010年达到最高点,其时其公布的外汇储备也在历史最高点,自此之后继承国持有的美国长期证券类资产和外汇储备就处于下降通道中,而那些年油价基本维持在90120美元/桶的高位,而自2015年年中起布伦特原油绝大多数时间都处于60美元/桶以下的价格区间,而这个国家还在进行着两场战争,为什么它持有的美国长期证券类资产反而增加了?

我们可以相信他们又故伎重演了。而且历史又一次给与了他们重演冷战辉煌的机会。美元指数从103跌至90以下,应该让这样的操作获益丰厚。当然,我们可以把冷战故事演绎得更跌宕起伏一些。就像《岳飞传》那样的古典章回小说里,打不过敌人的关键时刻,总是会天上掉下来一个类似于陆文龙那样的儿子让你起死回生、反败为胜。如果他们能拉来一个更强大的伙伴,伙伴也正面临同样的难题,大家一起作战,效果一定更好。而且,火力更强大了,可以在更广泛的领域作战、布局。比如,除了外汇、黄金市场,还可以开辟债券战场。如果伙伴们一起借美元、买入美国国债,给市场的感觉是伙伴们很强大,持有的美国国债和美国长期证券类资产还在增加,同时美国国债价格的上升或者只是下跌幅度的延缓,都让市场对美元利率上升的预期减弱,有助于攻击美元指数。于是市场上还会有这样一幕,因为伙伴们在离岸市场大借美元,美元离岸利率已经快速上升,但是本土利率因为受制于美联储的缓慢升息,两边的利差越拉越大。市场一片懵懂,而伙伴们在背后偷笑。

不过这个剧本有一个瑕疵,就是美国人会不会有一天发现自己的问题,采取更负责任的生活态度?现在还看不出来。从美联储公布的2017年底报表看,在退出QE的第一个季度里,其减债缩表的幅度极其有限。另外,在离岸与在岸市场之间存在巨大利差的情况下,是否会激发套利进一步降低美联储缩表的规模?而且美国无论是建制派还是现在的当权派,总是有一些人乐得看到弱势美元,认为弱势美元是解决贸易逆差的办法。他们对于对手的“小伎俩”很可能会抱着不以为然甚至欢迎的态度而乐观其成。但是过去的经验从没有能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证实弱势美元是解决贸易逆差的方法。

几十年冷战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对于在各个战场挑战的对手,其实成本最小的办法就是回归到正确的价值观,真正相信首先每一个人应该为自己负责和每一个人应该有权利为自己负责,缩回那支伸向市场的闲不住的手。那样才会让一切外强中干的对手暴露其制度不可持续的本来面目,也才可能从内部推动对手的变革令这些昔日的对手成为可靠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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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鸿鸣

邹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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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就职于某金融机构;以公司治理和资本市场为主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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