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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以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为组长的研究小组发布名为《我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条件基本成熟》的研究报告,引起海内外媒体的广泛评论。这样一个立意积极的报告,其主旨可能有以下两点:一是在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呼吁在金融领域进行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改革;二是在中国持续多年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局面下,学术界和决策层可能存在通过产业输出进而带动资本输出、减轻国内货币政策的被动的心态。

而就报告本身而言,我们尚能读出以下深意。首先,报告虽然开宗明义点明内地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但是也举证无论在什么样的经济发展阶段、甚至在比较严酷的财政状况和外汇收支状况下,也不乏资本账户成功开放的案例——而资本账户开放成功的标志就是反过来改善一个国家的财政状况和国际收支状况,进而促进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所以开放资本账户的条件是否成熟,只与决策层的决心和智慧相关,与其他客观条件的相关性有限。开放资本账户不应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外汇储备积蓄太多之后的一个奢侈品,其本身就应被视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经济稳定的推进器。

其次,报告本身给出了内地资本账户开放的路径,即通过渐进的方式,从流动性较差的领域向流动性较强的领域逐步开放。应该说,这样一种改革方式,是目前内地改革所采用的范式。但是这样一种范式是内地三十年改革初期、在许多项改革目标不明的情况下所采用的权宜之计。三十年的改革证明,这样一种改革方式,会产生许多衍生问题。比如就像报告中所承认的,一些尚不准备开放的领域实际上已经被突破,而这样一种突破势必破坏改革以至国家法律体系的严肃性。另外,渐进式的改革会造成制度性套利的机会以及相伴随的腐败。上述这些问题在现有社会环境下会导致对改革的广泛质疑,这也是内地许多改革往往陷入进退维谷的局面。反观1996年所进行的经常项目项下人民币可兑换——也就是开放经常项目的改革,之所以这项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就是因为采取了全面的、一步到位的改革措施。当时的改革没有经过长时间久拖不决的酝酿,理论界也没有讨论清楚什么条件下就算“开放条件成熟”的问题,而事后也没有经过大的修修补补。直到今天这项改革还在为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着极大的制度红利。

在内地可能加速开放资本账户改革的有利时机下,我们也要呼吁,应该更广泛地推进金融、财税领域的改革:比如资本市场的改革;汇率形成机制的进一步市场化改革,利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全面推进房产税,增加财产税在全社会税收中的比重,降低流转税和企业税收在全社会税收中的比重等等。开放资本账户,也就意味着允许资本自由流动、通过资本向资金配置效率更高的地方流动来提高整个市场的资金配置效率。而汇率、利率不能反映市场状况,就会造成扭曲,扭曲会造成系统性套利的机会,进而产生市场动荡。一个社会过低的财产税收比重,会形成一个资产泡沫的肥沃土壤,资产泡沫形成之时,会吸引国际资本和投机资金涌入;资产泡沫破灭之时,也会驱赶资本和投机资金流出。在资本账户开放的市场,金融动荡都会表现为资本大规模的流入流出。原本资本大规模的流入流出是金融动荡的表现和结果,但在一个“阴谋论”盛行的社会中,资本的流入流出一定会被认定为金融动荡的罪魁祸首。最终这必然会连累资本账户开放的改革。

如果说,过去改革的成功,是在实用主义原则下允许不断“试错”的结果,目前要避免的,则恰恰是渐进主义。只有全方位的改革,才能保证任何一项改革不成为牺牲品、不致半途而废,也才能保证每一项改革效益的最大化。

 

(本文为应中国新闻社之邀为台湾《旺报》所作专稿,于3月1日由该报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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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鸿鸣

邹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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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就职于某金融机构;以公司治理和资本市场为主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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