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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禾木是童话世界,喀纳斯是仙境,那么,白哈巴就是人间天堂。

第一天我们到达禾木的时候天气并不好。到达的时候已是半夜,九月下旬对这里而言已经该算是深秋,很冷。然后第二天又是个阴天,早晨起来到处是雾蒙蒙的,也不要想看什么日出了。接着又开始下雨,几乎下了一天的小雨。秋日里的禾木应有的那种梦幻色彩也变得湿漉漉的。到了下午开始下冰粒儿,我们也索性收起了相机,跑到哈萨克人和图瓦人家里围着火炉去吃烤肉、跳舞。

第三天我们踏上从禾木向喀纳斯穿越的征途。这时天空也放晴了,阳光明媚。翻越禾木村西侧的山梁,向通往黑湖的山谷走去,这时山间的高大乔木闪耀着它们金黄火红的叶片,烧灼着我们的眼睛;谷底流淌着的溪水幻化着一种只有天空才有的碧蓝。如果说,南疆之旅为我们的肠胃准备了一顿又一顿大餐,那么北疆之旅又为我们的眼睛准备了这一番饕餮盛宴。

从禾木到喀纳斯的行程走了两天,途中一行十二人连同两个哈萨克向导在黑湖边牧人的蒙古包中挤了一晚。而两日喀纳斯的停留当然是这一次旅程的高潮——我们流连往返于一处处奇幻的河湾与湖泊之间。从喀纳斯到白哈巴的后一半路程其实连一天都不到了。我们索性增加了我们的马匹,全体人员骑行完成最后的一段穿越。这一天的行程又赶上了雪,途中一段山谷中到处都是白茫茫的,而我们紧握缰绳的手已经快要冻僵,连护目镜的镜片上也都结满了霜。但是大约走了二十五公里、翻过最后一个山口,眼前突然山谷开阔、景色绝美。天空又再一次放晴,而脚下就是白哈巴村。阳光是煦暖的,撒在火红的白桦林和金色的牧草上。那个用一段段木栏围起的村庄,就安安静静地等在那里,浑然不知我们经历的风雪。所有的人都在感叹,难道是老天不想让我们走了吗?

 

在乌鲁木齐时,我们单位当地机构的玛丽亚处长就告诉我,她的两个从小到大的哈萨克族朋友——阿哈和她的太太麦克在白哈巴的青年旅舍今年应该刚刚开业。玛丽亚告诉我,阿哈原来在上海外企工作过很长时间,麦克也在大国企工作;当初他们只是喜欢进山,后来夫妻俩人干脆辞去了在大城市的工作,在白哈巴盖了这所青年旅舍。从喀纳斯一出发,我就给老板阿哈打了电话,知道这里房间恰好够我们这一行人住,于是提前订下了。

旅途的最后这一段是悠闲的,甚至是相当舒适的。网上说白哈巴是发呆的好地方。我们也有大把的时间晒太阳、发呆——我在墙头看见一只小白猫,我竟然就那样盯着它、它也盯着我,彼此盯了有半个小时。要不就是在村子里到处逛逛,拍那些永远拍不完的秋日景象。唯一的问题是县城哈巴河到村子里的柏油公路还没完全修好,一百多公里的路主要是土路,东西运进来非常不方便。特别是这里的电和上下水都不通,电是靠柴油发电机解决,柴油则是阿哈用越野车从山外面运进来。而上下水也是靠阿哈自己解决的。于是洗澡成了一个问题——只有一个太阳能的热水器,只有在有太阳的中午能让大家洗澡,还要优先保证女孩子们。不过这对我们来说已经不算大问题了。

毕竟不用自己做饭了,特别是不需要在野外做饭——旅社提供一早一晚两顿自助餐。这真是很幸福的事情。我们索性中午凑活一下,就等着晚饭。而晚饭竟然成了大家最盼望的一件事——不仅仅是因为闲逛了一天或者发呆了一天之后也会饥肠辘辘,单是想想那整洁的桌布、明亮剔透的高脚杯和闪亮的刀叉,就有一种让人坐一晚上的念头。由于柴油发电机成本太高,到了晚上八点钟就不得不停止供电。于是我们都抓紧时间在八点钟以前吃完,八点钟之后点上蜡烛围坐桌旁聊天。

我有时也会看看主人们在做什么。男主人阿哈不是太喜欢说话,而女主人似乎更外向一些。当我们在围着蜡烛聊天的时候,主人和他们的两个朋友也在靠近厨房的小桌边围着蜡烛聊天。他们的两个朋友是利用假期专门过来帮忙的。有时他们在啜着酒,有时则弹上一曲。最后一个晚上可能是因为被我们这一群人的欢乐感染了,或者是因为知道我们明天要离开,主人和他们的两个朋友也移了过来和我们坐在一起。在我们的要求下,主人的两个朋友为我们弹琴演唱了两首深沉隽永的哈萨克民歌。大家突然就不说话了。虽然每个人都听不懂哈萨克语,却都陷入到那种情绪之中。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主人的两个朋友又为我们演唱了根据哈萨克诗人阿拜的诗作谱写的歌曲。依旧是那样深沉、带着些许的愁绪。每个人的眼框中就有了一丝泪光。

从刚刚到达新疆开始,我们就无时无刻不感受到民族的差异,不仅仅是我们自己与这里的民族的差异,也包括这里生活的民族之间的差异。我特别好奇的一点是,那些世代生活在这里的民族,特别是文化和血缘上有更深联系的民族,比如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的差异在哪里呢?从南疆到北疆一路走来,我一路在观察、一路在询问,似乎也没有一个更好的答案。我甚至私下里在这样想,虽然都使用突厥语言,是否哈萨克人和蒙古人更接近,而维吾尔人可能和西亚或者南亚民族更接近。但是我非常的不确定,而如果问当地人、哪怕是本民族的人,也大都说不太清楚。甚至如果继续追问,就会有一些难以言表的气氛。这一路下来,我觉得自己可能注定没有能力去区分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了。其实作为个体,一个人对于生活的憧憬是相似的,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是相通的。这些东西无法用民族来区分,你也就无法用这些东西来区分民族。而如果一定要我说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的区别,我会说,维吾尔人热情幽默,而哈萨克人含蓄深沉。

 

最后一天,我们获得批准可以到边境哨所和口岸参观。其实走过许多哨所、口岸,这里的情况和其他边境类似,就是离界河还很远的地方、在我们自己的领土上打了长长的水泥桩、拉了铁丝网。但是从我们这边看过去,基本看不到对方国家拉铁丝网,甚至很难看到对方的哨所,也很难看到士兵站岗。似乎是一个类似于导游的人向我们介绍,因为人不能从铁丝网翻过去,铁丝网外面成了无人区,所以那里野生动物很多。界河对面也很少见到人。只不过很多年前还是前苏联时代,因为有居民过境之类的事情产生纠纷,我们的边防军失手开枪打死了对方的一个将军;以后每年的那一天会有一过队士兵到边境那边来祭奠这个将军,会排队向天鸣枪。这个传统到对面独立建国之后还保留着。每一年可能就是那一天能够看到对方国家的人。

我突然想起,附近公路两旁有一些废弃的堡垒,似乎射击窗口和观察口都主要指向我们自己境内、而非指向对方国家!我也突然意识到,其实以前边境两边的居民是可以往来的,而且可能在过去的特殊年代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境内居民外逃。我们的边境主要是限制境内居民出境的!

这也让我突然明白了,哈萨克人在中国之外还有一片家园,而维吾尔人没有。这可能是哈萨克人与维吾尔人的最大区别。这是否可以部分说明这个现象,为什么在当代西域中亚的国家关系和各国版图固定下来之前,在中国西部以往的民族分离运动中还能见到哈萨克人的身影,但是到了当代,这个民族越来越平和、他们也越来越好地融入这个国家?可能原因有两点。一是国境外面有一个以本民族为主体的国家,如果边境两侧的人民有过类似的历史经历、处于近似的发展阶段,可能通过对比就会理解许多社会问题是共同的历史阶段所共有的,与民族无关。二是外面还有一个“家园”,虽然可能只是理论上、心理上的家园,但是在一个族群遇到问题时,他们会认为有逃离的可能,而不必以死相拼。再反观维吾尔人的困境。正如王力雄所总结的,一个维吾尔农民遇到的问题可能与任何一个中国农民遇到的问题一样,但是基层官员喜欢将这些问题归结为民族问题进行处理,因为任何问题只要与维稳有关就可以最便利、也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去处理;而维吾尔人也就会认为这是民族问题,认为通过分离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同时没有一个现成的分离的本民族国家作参照,他们反而会对建立分离国家抱有更多美好幻想。

虽然有许多人习惯性地将自己境内的民族问题、分离运动指责为境外势力指使的结果,但是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还是朝鲜族人,一个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如果在中国之外有一个以他们的同胞为主的国家,这个民族反而相对更平和。难题在于,当代社会大规模的民族整体迁移已经停止,各个国家的边境已经相对固定下来,我们再也没有可能在中国的边境之外为维吾尔人再造一个家园。我想,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在中国境内、在维吾尔人传统聚居区以外,再为他们建立一个祖国!这个国家只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

记得有一位叫作王大豪的作者写了一篇文章,建议在中国各个内地城市建设“中华街”,吸引、迁移包括维吾尔人在内的少数民族到内地就业,以期彻底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但是如果看文章下面的评论,大部分是怀疑和谩骂的,说新疆人脏、偷东西、野蛮……或者就骂作者脑残、弱智等等。这不由得让人想起苏联当初的分裂。现在许多人将苏联的崩溃说成是外国阴谋和民主的结果。可是如果看看那些老共产党人写的回忆录,你会发现,最初各个加盟共和国的民族纠纷,往往不是在当地传统聚居民族与俄罗斯族人之间发生的,恰恰是在不同少数民族之间发生的。但是为什么苏联决策层不敢强力干预了呢?主要原因可能是,经历了阿富汗伤亡惨重的干预战争,当这个国家已经不再随便杀人、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人可以憧憬更好的生活的时候,那个国家的领导人不再有勇气和决心让俄罗斯小伙子为其他民族的暴力冲突去送命。有民意、但没有民主或者只有不完全的民主,就必然导致民粹。那时俄罗斯从上到下普遍弥漫着这样一种政治情绪:就是这个国家对少数民族太过倾斜、少数民族占了俄罗斯人的便宜,俄罗斯人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里受到了不公平对待。这与今天的俄罗斯甚至与我们是何其相似。想必当初俄罗斯人在投票是否保留苏联时大都投了赞成票,但是他们其实是赞成一个由俄罗斯民族统治、所有民族在被自己指定的地盘里安分守己的牢笼式的国家。其实俄罗斯民族骨子里他们根本无法接受和其他民族一起生活,同时他们也不再愿意为维持一个统一的国家承担代价,这才是苏联崩溃的根本原因。

毋庸讳言,即使是在维吾尔人自己的土地上,他们也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如果去看看中石油从新疆打出了多少石油、但在新疆他们又雇佣了多少维吾尔员工,每一个人就会明白维吾尔人的感受。还有其他那些国有大银行、大公司的员工中,以及公务员中,维吾尔族的比例是否与维吾尔族在新疆总人口中的比例相称?原因可能并不是直接源于对民族和种族的顾虑,而更多的可能是出于对宗教情绪、安全、稳定方面的顾虑,但是这种顾虑的结果就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歧视。

最终,我们不能只在新疆的范围内打转转。中华民族应该有一场伟大的平权运动!我们应该立法要求,按照包括维吾尔人在内的各个少数民族在中国总人口中的比例,所有的中央国家机关、所有的央企总部和分支机构、甚至各个内地的省级政府都应该为该民族提供不低于该比例的就业机会,而不是只是在所谓“国家领导人”层面有几个少数民族做点缀。同时,我们要保证公立大学应该给与各个少数民族都能够有不低于其民族在中国总人口中比例的就学机会——给与他们就学机会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有更好的条件能够留在内地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和上升空间,而不是简单地为了让他们回到他们原来聚居的地方去“治理”他们的同胞。

说到底,我们就是要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之外给包括维吾尔人在内的少数民族再创造一个真正的“祖国”,给他们再创造一个足以庇护他们的家园,让每一个少数民族同胞因为生活在一个疆域更加广阔、人口更加众多的国家而拥有更多的机会,也让每一个民族因为生活在一个伟大强国中而拥有更强大的传承自己民族文化、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的能力。

(本文选自本人未完的新书《从横断山脉到喀喇昆仑,从大兴安岭到喜马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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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鸿鸣

邹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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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就职于某金融机构;以公司治理和资本市场为主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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