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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有一个夙愿——烟花三月下扬州。但是就是一直拖到了今年。然而清明假期还是没能成行。正巧好几个朋友这个清明到了扬州,不断述说扬州之美。还好,五一假期终于算是遂愿了。 虽然油菜花已经谢了,但是这个季节有这个季节的好处。那天下午老五陪我逛何园,见到树上开的奇异的白花,我突然就想起一个词——花团锦簇。我问老五,这不会就是传说中的琼花吧?老五说,这不是琼花,这是绣球;过一会儿他要带我去瘦西湖看琼花。

“真地有琼花?!我一直以为琼花就是个传说!”

“真地有琼花!”

但是当我看了琼花,又查阅了有关词条,我更加确认,琼花应该就是绣球,而不是现在所指的聚八仙。如果用雍容华贵来形容牡丹,那么琼花堪称倾国倾城——只有绣球才值得让隋炀帝修一条大运河。

不过,扬州之行的目的还不是观赏琼花——这只是偶然之得。毕业二十多年,宿舍里兄弟六个人第一次有机会一个不落地团圆一次。虽然相隔四方,其实每个人对彼此这么多年来职业脉络和变动还是知晓的。大家的交流也还是有的。所以这次的相聚更像是把二十多年前的一次次“卧谈会”延续到了扬州的饭桌上。只不过大家有了孩子,或即将有孩子了,甚至还有三个孩子已经很大,孩子也是大家谈话的主题。说起现在孩子们的聪颖、敏感,和老照片中的那些麻木、愚昧的中国人相比简直像换了个种儿,我们还是有一些掩饰不住的惊叹和忧虑。相比之下,我们自己当初倒显得傻乎乎的,糊里糊涂地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岁月,哪怕那时我们自己就是这一代中的佼佼者。

饭桌上,我问老大:“看看现在的孩子,你是不是觉得中国人还是进化了?你还认为中国人属于劣等民族吗?”

老大一愣:“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

“你忘了,我总结的,咱们宿舍六个人有六个主义。你当初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吗?”

那时我们在大学里都有无处发泄的能量,男同学们自然喜欢足球。那时的足球是欧洲人的天下,而我们也特别喜欢三剑客时代的荷兰队。我们自然也痛恨中国足球的不争气。老大在我们班是短跑最快的,自然也就可以踢上前锋的位置。可能足球和短跑是他少有的拥有发言权的领域。关于中国足球为什么不行,他的结论就是——中国人的人种不行,中国人人种比较低劣。所以中国人的足球再怎么从娃娃抓起、再花多少钱、再怎么练,也是没用。而且这种低劣还可以从其他方面印证,比如世界上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德、捷克,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英国、日本,反正无论什么主义都有很牛逼的国家,说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没有优劣之分。但是我们的革命史课程告诉我们,中国搞不了资本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也搞不好,中国试验了资本主义还是摆脱不了落后挨打。而当我们这一代长大时,通过我们自己的眼睛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也没有搞好,中国压根儿就搞不了社会主义、所以只能走回头路。既然中国人既搞不好资本主义、也搞不好社会主义,只能说明根本原因是中国人的人种不行。

老大原本发誓不抽烟了。大一的暑假学院接待某一个荷兰大学的研修团。同学们都怀着在敬慕的心情去参加座谈。老大原本发誓不抽烟了,但是当一个对方金发女大学生自己抽着三五烟、又递给了他一支的时候,他却美美地抽着、深深地吸着,直到烟屁股开始烧到过滤嘴。事后我们问他为什么又抽烟了,他说荷兰人的三五就是好抽。我们所有人都大声说“呸!”。难道中国人抽的三五烟都会比荷兰人抽的三五烟低劣?

不过他的种族主义理论自然要引申出类似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结论,种族的优胜劣汰可能不可避免。也是在那个时候,随着社会的开放,我们也才开始知道日本人曾经对中国人做过什么,中日关系也自此一直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要思考的永恒问题。一次卧谈会中,针对老大的种族主义逻辑,我问他,按照你的逻辑,日本人杀了那么多中国人,根本不需要承担战争责任,也不需要向中国人民道歉了?反正中国人也是要被淘汰的,无非是被日本人还是被俄罗斯人淘汰的区别。日本人屠杀中国人,只是在替天行道了?那时大家都沉默了。

那时社会思潮很多,但是唯独老大的种族主义对我刺激最大,以致于后面人生的几十年里,我觉得我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要证明不是中国人人种不行,而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行。终于伴随着我们大学生涯,不仅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灰飞烟灭了,而且苏联也在我们毕业前如期崩溃了,我才觉得似乎出了一口长长的恶气。

宿舍里其他人的观点都还算正常。老二被我命名为“保守主义者”,当然这个“保守主义者”不是经典意义的保守主义。老二大致的逻辑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引申出来的含义就是合理的就有可能长期存在,于是存在的就可能继续存在下去。这可能意味着你最好学会适应,想改变反而可能是错误的。老二在体制内的哥几个里面是做得最成功的,这可能就是原因所在。老三那时候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会捧着《河殇》的解说词大声说好:“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让那帮人批得那么不堪!”。而我那时候觉得《河殇》太玄,甚至有些不知所云。老四是运动员出身,特招进的大学。在一个崇尚体育的学校里,处处会为这些运动员学生网开一面。他们当然会有一种优越感,不仅享受特别待遇,而且认为规矩都是为别人制订的,也自然不把规矩放在眼里。所以老四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老四自然受不了体制内的生活,他现在自己经营企业,也很成功。而老五则没有明显的政治观点,大多数宿舍卧谈时他会先睡去、不参与我们的讨论;有时他有兴致会利用他的诡辩技巧随机地攻击一下某个人的观点。如果一定要定义,老五只能算一个实用主义者。但是老五现在也是地方上的中层领导了,也在饭桌上和我们谈宪政问题:“怎么能否定宪政呢!没有宪政那还算是国家吗!”

而我,那时候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二十多年前我就在校园里写大字报、小字报,论述为什么中日必再战。我在床头挂了一幅“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条幅来激励自己。那时我认为,一切主义都是扯淡——如果不能让民族强大、永续繁衍的话。而我们的历史任务当然是发现民族的敌人、消灭敌人。那时我们认可这样的观点,就是趁着中国还有许多愚民、贱民,趁着大家还没被富裕的生活所腐蚀,要赶紧打仗、打打仗,一是把历史问题都解决了,二是把愚民、贱民都消耗掉,中国可能空前地进步一大块儿。这样比将来富了、对痛苦比较敏感了再把这个国家打烂了重来要好。我那时候的口号是,相比改革开放,中华民族更需要铁与血!而我对民主是不甚了了的。即使我也积极参加了那场运动,但我相信那是一场社会动员,通过运动对人民进行教育。我们那时主要的诉求是反特权、反腐败,特别是反对政治特权。这就像文革初期先是高干子女们起来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狗熊儿混蛋一样”,他们是想通过这样一个运动来保证自己的世袭政治特权;而后来的那些学生领袖、造反派们恰恰是看到了通过一场反对当权者的政治特权的革命来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而民主那时反而是一个陪衬,至少在我看来民主只是个让国家机器更有效率的手段,借助这一手段可以让更优秀的人物上位以实现我们的历史使命。

我还记得在广场的那些夜晚。午夜时分、当帐篷区也开始安静下来,我更愿意走到金水桥头仰望那幅巨大的画像,四目相对。那时,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心灵相通的,我们这样的人才真正算是他的传人。他不在乎为了世界革命、为了自己成为世界领袖让一半中国人口死于核弹,而我们会用复仇和民族崛起替代他的不着调的世界革命。 那场运动失败之后,哪怕是在恐怖的政治氛围下,我也冒着被迫害的风险来表现自己的特立独行——我用一个十六开的大本做课堂笔记,用白纸包了一个书皮,然后在书皮上写了一行大字:腐败政府是中华民族一切屈辱的根源!每次我把那个大本抱在胸前、走过学校的主道,迎面的人看到这一行字都会投来肃然的目光。

我也长时间地思考我为什么最痛恨种族主义。结论就是我们太像了,就像斯大林和希特勒之间。种族主义认为我们自己就是最低劣的;而我们的“民族主义”当然认为中华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只不过我们被这个民族中一部分愚民、贱民甚至是汉奸和民族败类拖了后腿,虽然可能这些人的比例还不小。但是“民族主义”有一点不如种族主义,就是种族主义的逻辑和结论是一致的,种族主义是直白的;而“民族主义”在逻辑上有致命的缺陷——就是你如果认为各个民族都要竞争生存空间,自己的“民族主义”是正确的,那你就不能否认敌人的“民族主义”也是正确的。于是,敌人无论对你做过什么,都是天经地义的,是符合人家自己的利益的,也无从谈到错误和罪行;对于失败者和被加害者,也就没什么可抱怨的,更没理由要求人家道歉、反省。

直到有一天,一个傍晚,我从自习室出来,在教室旁的小路上散步。突然听到一个孩子无助地在那里大哭。我走过去,发现是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孤零零地站在路边,找不到大人。我在想,这是一个教授的孩子,还是只是一个食堂厨师、小贩或者保安的孩子?怎么就狠心把一个孩子丢弃在这里。突然之间我的父爱之情就油然而生。那时真地想一把将孩子揽过来,擦干他的泪水,对他说:“孩子!你别哭了!我带你找爸爸。”,不管他是教授、校长的孩子,还是小贩或者保安的孩子。我也突然想明白了这一点,我们都是要做父母的,我们没有权利让孩子去牺牲、受苦;相反,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包括牺牲和忍受,都是为了有一天孩子们不去牺牲。 如同一个家庭,一个民族没有了孩子,就什么都不是。我们可以自己牺牲,但没有权力让别人牺牲,特别是没有权力去决定哪些孩子是愚民、贱民,应该被牺牲。我们更应担心的是自己的孩子未来被别人定义为愚民、贱民而被牺牲,特别是当我们见到太多本应被看作是愚民和败类的人物却身居高位、有权力决定别人被牺牲的时候。

从那之后,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曾经的“民族主义”,根本是反民族的。现今,自称是“民族主义者”的人物越来越多。每每看到他们对于自己“主义”的理解甚至还不如十几岁时候的自己,我就为他们、也为当初的自己汗颜。

在扬州的最后一天,我们当然要去看看一位老人的故居,虽然我们只能在门外徘徊一番。 “历史会怎么评说他呢?”不知是谁问了一句。是啊,有人将别人三七开,但他自己才过去了十几年,事实上已经被左右两边都抛弃了,想三七开而不得。 “可能是年纪大了,我现在对他的情绪倒不像原来那么激烈了。至少不会把汉奸、卖国贼这样的标签随便贴在他身上。无论如何,我希望他健康长寿,能看到这个国家更好。”

(本文选自本人未完的新书《从横断山脉到喀喇昆仑,从大兴安岭到喜马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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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鸿鸣

邹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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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就职于某金融机构;以公司治理和资本市场为主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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