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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反腐”的原因,还是马航飞机失联事件的影响,机场上几乎见不到其他中国人。当然原因可能是,这里是德里的老机场,我们又要去列城这样一个世界的角落中的角落。我们这一趟飞机上除了我们这一队是中国人,只有一两个来自中国的喇嘛。以往不要说在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首都,哪怕是在非洲、南美的小城市,一架哪怕是二三十个乘客的航班上,我们也总是能听见中文,遇到或旅行、或公干、或谋生的其他中国人。平均下来,每天飘在海外的中国人要有几百万。不排除这其中相当多的人已经或者将来还会沉淀在外面。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中国为什么没有可能像某些人所“憧憬”的那样,成为像俄罗斯那样的一个国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在于海外华人的存在。

其实每一次有关于海外华人遭受虐待的消息传来,中国民间舆论就会有两种声音,一种是认为海外华人是不认祖先的叛徒,都加入了别的国家国籍,凭什么要求中国保护、讨公道;甚至认为这些海外华人遭受虐待、受迫害是咎由自取。还有一种声音认为海外华人同是炎黄子孙,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当然有义务为他们撑腰、讨公道,否则还扯什么大国崛起!

而我一直认为,海外华人的命运与中国命运休戚相关,海外华人的地位反映了中国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海外华人所遭受的待遇牵扯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不可能对于海外华人的痛苦无动于衷。其次,无论是建立民国、抗日救亡还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海外华人经历的政治思潮、对命运的抗争与中国的政治思潮和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强息息相关。无论是日本人在东南亚屠杀华人、印尼排华、波尔布特的大屠杀还是越南排华,海外华人为中国的贫弱承担了同样的苦难,也为中国所选择的政治道路和当权者的错误外交政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所以中国对海外华人有道义上的责任。

   虽然与纳粹主义的定义完全不同,但是我不得不使用“生存空间”这样的词汇——我还是认为中国人向海外移居扩展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只不过我不认为各民族的生存空间是相互排斥的。相反,由于各个民族的差异化,不同民族混居就如同沙子注入水,在原本有限的空间内都各自增加了生存空间。哪怕同质化的民族突然融入到一起,短时间内可能会相互“挤压”,我也相信人口集聚效应最终会导致生存空间的扩张而不是相反。

作为客家人,我是在成年后才有机会到自己粤北山区的老家看看。作为血统最纯正的汉人,客家人在数百上千年中不断从中原向更远的南方迁徙。我为一个曾经有着文化优越感的族群反而被赶到文明社会的边缘感到悲哀。我同时也知道了历史上的土客之争,知道客家人与广东、福建、江西的本地人因为土地、资源和商业纠纷而相互屠杀了几百年。直到中国人发现了南洋、并且在世界范围内移民,客家人大规模地海外移居,土客之争才彻底平息(有关内容参见许知远的文章)。现在我的主要亲属都生活在珠江三角洲,与本地人生活没有任何差异。而现在的岭南当然承载了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候都多得多的人口。真地无法想象过去的那些苦难。海外移民也确实为降低国内族群融入过程中的摩擦和挤压提供了时间这个最重要的条件。

困难时代,海外华人的汇款养活了很多内地的亲属。改革开放之初,海外华人的投资不仅是外资进入中国的先锋——没有他们的铺垫和经营,谁敢想象后来那些跨国公司挤破门槛要进入中国的情景吗?他们也是慈善和兴办教育的先锋。有人会问,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中国人口马上要开始雪崩式的下降,甚至中国未来不得不引入移民的情况下,中国人还有大规模向外移居的必要吗?事实上,过去几百年、特别是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很难不让人相信有一个巨大的阴谋笼罩着中华民族:每隔几十年就会发生的大屠杀、大饥荒,还有计划生育、以发展为名有组织地破坏中国人的生存环境……不过,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国历史演进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中华民族由一个自在的民族转变为了一个自觉的民族。这种自觉首先体现在这个民族的众多个体以至整体意识到了这个民族所经历过的苦难和所面临的现实危险。许多个体通过移居的方式有意识地规避这些风险和危险。这种个体行为汇流成河,产生了中华民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避险运动。

总体来说,在本土中国人经常一条道走到黑的情况下,海外华人的存在为中国社会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海外中国人的命运和奋斗——包括欧美华人、东南亚华人以至香港人、台湾人的社会变迁,也为中国社会的前进提供了某种启示。这与俄罗斯这个国家有很大差异。俄罗斯民族历史上移居海外者大都是对这个国家现状不满者,移居是或主动或被动的放逐。由于俄罗斯与西方文化的渊源,俄罗斯人的后代可以很快融入所移居的社群,与俄罗斯这个国家不会再有什么关系。俄罗斯是一个有着很强的历史惯性的国家,海外俄罗斯裔人口也不会对这个社会的变化有什么显著影响力。除了作为入侵者因而成为周边国家内的少数民族的俄罗斯族人,俄罗斯这个国家也并不宣称对自发移民海外的俄罗斯裔赋有特殊义务。而克里米亚事件证明,俄罗斯人永远不可能作为少数民族与其他民族和平、平等地生活,他们只能作为“主宰”民族。或者他们干脆就消失在他们所移居的那个世界里,不再具有显著特征。

中国与俄罗斯是两个极端。俄罗斯成为国家以来就是靠不断地扩张领土来拓展“生存空间”,而中国人作为民族开始有自我意识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扩张领土。我们只能靠向外移民拓展我们的生存空间。这决定了中国人学会了做少数民族——在既保持一定的民族特性的情况下,又积极融入所移居的国家和社会而有所贡献。未来如果能够证明中国的繁荣是真实的、可持续地,中国人必然会伴随资本继续走向世界。中国不仅作为投资目的地为世界提供劳动力和市场,中国也将作为最主要的资本输出地为世界各地的劳动者提供工作机会和更高的生活质量。中国人未来可能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少数民族群体。

作为一个历经苦难的民族而言,未来中国的国家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目标说到底就是保护其每一个成员的尊严与生命和财产安全,首先就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不再有针对中国人的屠杀和虐待。同时,中国合理的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当然包括保护海外华人、保护每一个生活在这片国土以外的中国人的尊严与安全。所以中国对所有的海外移民赋有特殊的义务。

但是,对于这一目标,我们面临技术与成本上的困难,同时也面临道义上的难题。我们不能为每一个尊严和安全没有受到保护的海外的中国人去派遣一支军队吧?如果为了一个人的生命安全、或者为了一个人的遇害而去牺牲更多生命,可能也会面临很大障碍。那么有多少华人和中国人遇难我们才会武装干涉呢?还有,在一个地区发生大规模侵犯人权、许多人的生命和尊严都被侵犯的情况下,我们是只去保护中国人和华人呢,还是进行更大规模的干涉,保护所有被侵犯的人民?我们是只保护第一代移民及其亲属呢,还是移民超过几代,中国政府就不再对他们负有责任了呢?我们是只保护有百分之一百中国血统的那些人呢,还是把保护对象划分到有二分之一、四分之一或者更低比例中国血统的人士呢?

还有,就是所谓“主权”问题。我们多年来一直被灌输:只要别人说我们不民主,就是干涉我们的内政;主权永远高于人权。这种主张其实很容易被推翻:世界上是先有人、还是先有享有主权的国家呢?当然是先有人,后有国家,所以人权肯定先于主权产生。而国际社会为什么又会设定“主权”这样一个概念呢?无非是为了保护弱小国家、弱小民族免受大国和大的民族欺凌,以保护其人民的权利不被践踏。所以,人类社会设定主权原则,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促进人权、尤其是弱小民族的人权。所以主权原则当然是从属于人权原则的。如果以主权高于人权为借口、因而认为可以为一个国家内部侵犯人权的行为提供一个避风港,那就是本末倒置了。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会面临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这样的问题的困扰。

最终我们发现,保护每一个中国人的尊严与安全,其结果必然是我们不得不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民主的价值观、推行普遍的人权标准。因为只要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认可民主的价值观和普遍的人权标准,中国人无论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中都会得到同样的保护与对待。而无论是否中国人,任何一个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被侵犯,他都可以讨回公道,这就不需要我们再去使用武力、牺牲更多生命。我们也不需要因为区别对待从而背负道义成本。

如果说,每一个犹太人都有一个祖国——以色列,那么每一个海外中国人也应该有一个以色列——中国。如果去掉那半个抢夺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建立犹太人定居点的令人讨厌的以色列,中国更有可能成为以色列——只不过规模更大、更具有理想主义和道德使命感,而不是成为俄罗斯。

造就一个强大的民主国家,既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使命,也是中华民族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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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鸿鸣

邹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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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就职于某金融机构;以公司治理和资本市场为主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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