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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我们行进在啤酒溪崎岖的山路上。那时,我们都还没有婚配,甚至没有女朋友。当然,所有的人都是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参加户外活动,包括寻找与异性交往的机会。

正当我们走在一个密密的灌木林、不断用手杖拨开从两面压迫过来的荆棘,大姐问了一句:“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快说说标准!”

我当时一愣,由于体力透支脑部处于缺血状态:“我没什么标准呀。”

“凡是说没标准的恰恰就是标准太高。”后面的二姐解说着。

这话说得挺对。我连忙想找补回来,不能让人觉得你太自以为是了:“我也不是一点儿标准都没有。其实我的标准很简单,就是善良。”

“不可能吧!这么低的标准,那不哪个女孩儿都合适?”

“我的条件不是低,是简单。不过就是因为简单,还真是很难找到符合条件的。”

“不可能!满大街不都是善良的女孩子?你说吧,哪个女孩儿不善良?”大姐们紧追不放。

    看来这是一个大难题了,我必须全力应付:“我是这样理解善良的。善良意味着不愿意伤害、不冒犯别人,这也就意味着一个人要处处为别人着想,要敏感、善解人意;同时,还要优雅、举止得体,永远不会让周围的人难堪;要懂得克制自己的情绪,比如愤怒啦、胆怯啦、恐惧啦、厌烦啦,永远让人有如沐春风的感觉。”

    “你说的是《飘》里面的韩媚兰吧。”

“善良既然意味着不愿意别人被伤害,尤其是意味着不愿意自己的亲人、友人被伤害,也常常就意味着要替别人承担痛苦,要勇敢、有牺牲精神。”

“操!”只听到一个小弟这样的评价。

 “如果不愿意不相干的人受苦而甘愿自己受苦,那也就意味着更不愿意自己所爱的人和爱自己的人痛苦,就会不放纵、约束自己、坚守贞操,做事有底线。”

这下大家都沉默了,让这片山谷显得更加空旷寂静。

“那要让你这么一说就没有好女孩儿了!现在的女孩儿也都别嫁人了。”过了许久,终于有一个哥们儿幸灾乐祸式地评论道。

于是我也舒了一口气:“好在我的标准不是只要求女性,我的标准对男性也是同一的。其实这个标准可能太高了。所以儒家关于 ‘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标准里面,仁是排第一位的,而且所有的美德都来源于仁。就和佛教把慈悲放在第一位一样。”

“这么一说现在人的婚姻都是坏人在一起苟且了不成?”又有哥们评论。

倒也不是苟且。只不过这样的道德标准太高,大家普遍都不能达到,不能做到尽善尽美,只能退而求其次,或者用另外的标准替代了。比如还说这个问题,那就是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下,如果一个人有不堪的过去,那么你对自己过去的经历要对对方坦诚,把选择权交给对方。

“那女的不是还是吃亏吗?”大姐说完,大家一片笑声。

“其实我倒不这么认为。在现在外科手术那么普遍的情况下,其实男性很难有足够技能或者足够厚的脸皮去分辨那玩意儿的真假。反过来,一般男性都以有婚外性为荣,一般不会隐瞒这些事情。而且再说了,即使一个处女,她也能凭直觉感到自己的性伴侣是不是熟练、是不是有过性经验。只不过过去和现在的社会环境下,女性自己也不太强调男人的操守罢了。”

“不是说爱她就接受她的全部吗?所以纠缠过去和善良不善良没有关系吧!”不知是哪位姑娘大声喊。

“我恰恰觉得这个逻辑是最混蛋的逻辑。这是一些狗屁的心灵鸡汤师的逻辑,好像没有原则就是宽容、善良,坚持原则倒变得狭隘、自私、和自己过意不去。我有时恰恰觉得对他人不坚持原则,可能恰恰意味着自己也是无原则、无底线的,是一种大恶。”

见大家比较迷惑,我继续解释:“举这样一个例子吧,可能扯得比较远。一九七二年他们要和日本建交,当时美国人刚刚把钓鱼岛的控制权移交给日本,台湾民众和海外华人正掀起‘保钓运动’。日本人心虚,主动提出了钓鱼岛问题,但是负责谈判的人对于日本人主动提这个问题很愤怒,竟然表示这不是个问题,建交才是大问题。不仅不提钓鱼岛问题,什么战争责任和战争赔偿、对中国人民的大屠杀、强奸中国妇女、慰安妇,这些问题都不提。而且他们最终还宣布替中国人民放弃寻求赔偿的权利。你们认为,这样一种不纠缠过去,是善良和慷慨大度吗?”

“其实现在我们知道他们为什么迫不及待地替中国人民表达慷慨大度了。一个政权的合法,怎么也要有一些法定的程序,不能全靠暴力。你如果总弄一批自己人或者听话的人,隔几年就自己选自己一回,你总归会心虚吧。所以你就一定会特在意别人是否承认自己是‘唯一合法’的问题,特别是在有竞争者的情况下。而且也总不能永远靠世界上三分之一的小国、穷国承认自己是‘唯一合法’吧,美、日这样的大国、富国的承认可能对他们来讲更重要。为了获得对他们的统治地位的承认,他们当然愿意牺牲人民的利益。”

大哥!有些听不明白了!有一位兄弟抱怨了一声。

“对历史抱一种不纠缠过去的态度,对于国家之间、或者在一个国家内部,都不是善良,恰恰是一种恶。男女关系也一样。一般只有一夜情和‘炮友’才不纠缠彼此的过去。不纠缠过去基础上的婚姻,也往往是当事人对生活抱着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很难与善良这样的美德有关。不是有很多案例吗,一对小夫妻刚结婚没两天,男的把女的杀了,无论如何找不出原因。其实真实的原因可能就是男的发现女的有一些‘过去’,结婚之前也没披露,男的根本接受不了。还有一些什么结婚没两年就离了,还有了孩子,孩子归男的,过了好多年又发现孩子不是这男的亲生的。其实像这样的狗血剧情在结婚之前都会有一些端倪,只不过那时女的要着急把自己嫁出去,男的急于要有一个老婆,大家都刻意忽略过去,不去想自己有什么问题对方可能根本接受不了,也不考虑对方可能有什么问题自己也许接受不了。这就像现在的中日关系,并不是建交之后很久日本人突然心血来潮才开始参拜靖国神社的,也不是这几年日本人才开始控制钓鱼岛的。实际上这种情况一直是日本的本来面目。至少中国一方一直在苟且、一直在自己欺骗自己,到最后才不得不承认,原来日本人是这样看待历史。结果历史问题成了中日之间最大的障碍。可以说,不去面对历史,那么一开始种下的就是孽种,当然结出的是恶果。”

“那应该怎样对待日本呢?”有人已经开始对中日关系的话题感兴趣。

“应该从一开始就坦诚地面对历史,在清算历史的基础上发展新的关系,包括战争责任、战争赔偿问题,也包括领土问题。”

“那如果日本人不让步呢?”

“不是有人动不动就把别人骂作‘汉奸’吗?好像只要与他们意见不一致的人就是汉奸。其实他们有什么资格定义什么是‘汉奸’?中国人以法律形式定义‘汉奸’就是在抗战期间。我记得好像国民政府好像先后颁布过两个《惩治汉奸条例》。爱国实业家陈嘉庚针对汪精卫与日本媾和向国民政府提议:‘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被国民参政会通过。这应该就是第一个《惩治汉奸条例》的内容。这个提案被邹韬奋称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明确定义什么是‘汉奸’。我不认为中国人与日本的战争结束了。虽然日本投降了,也审判、枪毙了几个战犯,但是日本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应当承担的战争责任还没有明确,没有对战争受害者赔偿,我们的领土还被他们占领,这个时候和它建立外交关系也就算了,但是必须保持对它的战争状态。如果再签订所谓的《和平友好条约》,那算什么行为,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清楚!”

“那是不是只要有过过错、罪孽就再也不可饶恕了?是不是大家都有过过错,就都属于不善良了,所以干脆就都为恶、也别再评价别人的善恶了?”

“坦诚地面对历史和过去,对过去的罪错持开诚布公的态度,特别是如果能对过去的罪孽给予弥补,恰恰是重新建立了一个善的基础。再举一个例子吧。我记得好像美国有几个老牌的反华议员,好像有一个叫兰托斯的。反正这帮家伙老他妈整反华提案,骂中国。我也就看国内媒体怎么批驳他。但是看到最多的就是说你们丫美国人历史上对外侵略、对黑人搞奴隶制、种族隔离,你们丫没有资格说我们的人权问题。但是这么一说实际上就露怯了,因为这个兰托斯好像自己就是从东欧逃到美国、躲避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他完全可以说你们中国人说的是历史上白人的那点事,跟我没任何关系;他们侵略、迫害黑奴的时候我还小、甚至我们家还没到美国;我就是因为被极权主义迫害过所以才对极权主义深恶痛绝。所以你很难因为过去的美国人屁股上不干净就说现在的美国人没有资格对他国说三道四。相反,因为他们坦诚地面对历史错误,通过平权运动、通过接纳全世界的难民,他们自己救赎了,重新打下了善的基础。他们相对那些从来不敢面对历史的国家和民族就占据了道德高地。”

“哥!再来点儿总结陈辞吧!”

“我觉得吧,善良首先就是要有原则,不因侥幸、自私、贪图小便宜这些原因就放弃原则,同时也对自己坚持同样的原则。”

 

我一直觉得,在登顶大海坨山的各条线路中,啤酒溪是最迷人的一条,但也是最艰难的一条。

 

(本文选自本人未完的新书《从横断山脉到喀喇昆仑,从大兴安岭到喜马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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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鸿鸣

邹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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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就职于某金融机构;以公司治理和资本市场为主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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