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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一个午后,我和老王开着车驶入T村。

T村位于北京与河北交界处、官厅水库边,刚好在河北一侧。许多人来这里分不清这里是北京还是河北。村外挨着官厅水库边早年曾经长着草,与北京的所谓“康西草原”连在一起,村民们早年就将不再拉车的赖马和骡子留下供游客来骑。不过现在水库边的地早已被马踏实、板结,长年也不长草。早年北京游客也都有在周边郊游被敲诈、挨打的经历。很多北京人第一次挨打就是在康西草原了。但是这都没有阻止一些人还来这里骑马和骑骡子。我们也是来这里骑马就和村里人混熟的。其实我并不太喜欢骑马。身边人骑马挨摔的太多,有人摔断了大胯,有人摔伤了腰,还有摔失忆的……更何况这里没什么好马。我从事的冒险活动已经足够多了,身上的伤也很多,并不需要再增加这么一项危险运动。我更喜欢春天里穿上马裤、戴上头盔、拿着马鞭的那种“感觉”。

走到村中央,突然拦路的横杆落下,一个老头和一个中年人从旁边的简易岗亭走到车前。以前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赶紧下车问是怎么回事。回答说一个人要缴20块钱“门票”钱。我一想,可能开春了,又是周末,来的游客多了,村里又打主意要挣钱。虽说收“门票”钱没有任何根据,但是好歹这条窄窄的简易水泥路是村民们想办法弄钱修的,应该算是人家的集体资产;用人家路缴买路钱倒也说得过去。我就说我不是游客,是来村里办事的。老头说,那也不行。我说我是和村支书老赵来谈事儿的。老头说见谁也不行,都要给钱。

这一下我纳了闷儿了:连村里最高领导的面子都不给了?政变啦?我一看不行,赶紧给老范打电话。老范正在老赵那里,一听这种情况,就说你别提老赵,你只提我,说是我哥们儿。我挂了电话,赶紧对老头说,我是范XX的哥们儿,真是找范XX来办事儿的。没想到这么一说,老头儿倒有点儿不好意思了,马上就放行了。

一进老赵家,我就问老范,刚才是怎么一回事儿。老范说,村里收钱的事儿不是都归村委会管吗;最近村委会主任正和老赵斗得凶。而刚巧老范的二叔成了主任那边的人,也正巧被安排去设卡收买路钱。而我说来找老赵,他们自然要难为我。

于是我就顺着话说些让老赵高兴的话:“前两天我从高速上下来,正看见村主任那个傻X在高速口拦大车。这傻X就没别的正经营生了?”由于进京的各种检查比较严,特别是大车进京不能走八达岭那一段著名的死亡路段,大车在进京前或者要下高速、或者走新修的京新高速过检查站,许多大车怕罚款或者无法通过检查,就想办法花钱找附近村民带路走小道绕过检查站进京。没想到这也成了附近村民的谋生手段。

一说起那个主任,老赵就一脸的不屑。“村里原来就一个草绳厂,现在早就什么也没有了。再说现在什么企业没有规模能生存得下去?一个村子里办个企业小打小闹还能维持得下去?农村里办厂挣钱还不就是因为地不要钱,还不是赚土地的钱。我们村的地本来就少,又分得干净,也没多少集体资产,他怎么在村里捞钱?村里就这一条路还是我任上搞到钱铺上水泥的,他也好意思在那儿收钱!他他妈的也就这点儿出息!看看村里这条路让大车轧成什么样了!”

老赵在村里干了二三十年的支书,县里上上下下都熟。以前老赵是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但是现在上面嫌他年纪大,镇里让他把村委会主任一职让出来。老赵本来以为村民们都听他的,想搞个象征性的选举让自己再次当选,然后再用“民意”的名义对付上边,争取再干几届。没承想村民们假戏真做,真把自己给选下来了。老赵正卯足了劲重整旗鼓。

“王书记让我发展他入党,还让镇长和我谈话。我就是不开支委会,开会我也不说这个事。想入党?美死他!”

“还是老同志的党性觉悟高!硬气!您知道吗,您的这些组织建设的策略和方法,我最早还是在革命老区见过。二十年前我上大学的时候去沂蒙山革命老区社会实践,一个村支书跟我们介绍经验就说,他从来不给外姓人做入党介绍人。他们村里几十年里发展的党员,除了他儿子,就是他的侄子、侄女儿。他们村里三十年里只多了一个外姓的党员,还是因为那个人入伍当兵时入了党,退伍到村里时预备期都快结束了,又让人多预备了半年,实在没办法才给转了正。人家就是用这种办法保证江山永不变色,也保证了党的绝对权威。您想,在革命老区党的威信本来就高;要不是党员,别说村委会主任,就是民兵排长、妇女主任甚至大队会计之类的都干不了。哪像咱们这里,不是党员还能参加选举。都是离北京太近的缘故,北京人跟外国人学坏了,乡下人又都跟城里人学坏了。您想啊,每一个村、每一条街道就是一片阵地,就是一个堡垒。如果每一个小阵地都能坚守住、永不变色易帜,那我们的国家就会永不变色易帜。”

 

见老赵的马屁已被拍舒服了,我们开始谈老范的地的事情。老范在村里的承包地有几百亩。当初分地的时候别人都要能打粮食的好地。而老范早年就出去闯荡,一直在北京和南方做点儿小生意,自认为永远不会再种地,也相信种地挣不出钱,就把村边一大块别人不要的、长满了草和树的沙荒地要了过来。老范现在常年和老婆住在老婆在京东的家里。虽然老婆还是农村户口,但是毕竟两个闺女不可能再当农民、干农活了。特别是两个女儿将来很可能会上大学、嫁人,连农村户口也可能没有了;而且即使回农村落户也更有可能在老婆那边落户——毕竟那边也有宅基地和承包地,所以老范很担心自己这点儿承包地的权利在自己百年之后落了空。老范就一心想把这片地变了现、或者至少变成个什么产业能让孩子继承。我也看过老范的那份所谓的“承包合同”,里面就是说他有权承包多少多少地,但是这块地在哪儿、四至范围是什么,都没有。就这么一个语焉不详的“承包合同”,就算是一家农民祖祖辈辈多少年全部财产的凭证,换了谁拿在手里也心虚。

刚巧这两年我也仕途无望了,身边几个像老王这样的朋友事业也干累了,大家都想追求些闲情逸致。原本一起在这一带爬山、骑马,也想利用水库搞些水上运动。开始是想在这一片买套别墅什么的,后来遇上老范,就合计也别买别墅了,拿买别墅的钱用他的地搞一个酒庄得了。其实我对酒庄也意兴阑珊,但就像西方的贵族都要整一个城堡,中国的士人、知识分子也都有一个“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的终极梦想。不过“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真要拿出许多钱来干事,就会发现能够保证每一个人权益、特别是能保证把老范的这点儿财产能传子传孙最好的办法就是设立个公司,然后征地、招拍挂、走发改委和建委审批那套流程,最后将承包地变成国有土地、拿到国有土地使用权,然后每个人成为公司的股东。最终证明老范很有眼光——经过托人到县里土地部门查询,老范的这块地不属于耕地,更不属于基本农田,至少其中一二十亩具有转为建设用地的条件。但要走完这样一套程序至少要经过十几个部门的审核、盖一百多个章,至少要花两三年时间,还不要说之间可能遇到的各种潜规则,大家就很发愁。

老王在几个朋友里负责征地这块儿。他就说了近期与县里沟通遇到的问题。大家一时无语。我就宽慰大家说:“至少咱们的地是自己的,不涉及拆迁之类的问题。”

见大家无人搭茬,我又说:“那天我去镇里找王书记,正赶上拓路,他带着县里的法院、公安、土地部门的人去处理老百姓阻拦施工。其实有时候我也挺同情这些下面的官员。你说一块地放在那儿,老百姓根本不去种,租都租不出去;你给他的钱都超过他种地或者租地一百年能挣到的钱了,他还不满足,往死了闹。你说怎么办?”

“上边全是一堆笨蛋!还不是怨他们当初取消农业税!”老赵说了一句。

我有些诧异:“这是为什么?不都说不征农业税是政府的伟大历史功绩吗?中国农民几千年一直要缴税纳粮,头一次不用缴税纳粮了。是不是征不到税、弄不到钱,下面的兄弟们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那倒不是。”老赵吸了一口烟。“以前承包土地,每年要缴钱、缴粮,农业税相当于是土地税。农民拿了地每年要缴税,他有成本,他就不能让地闲着。他或者自己种地,如果自己种地不挣钱他就必须要把地转包出去;转包不出去他就干脆不承包了。所以那时候征用土地和流转土地都容易。你现在不征税了,他挣不挣钱无所谓了,转租土地和放弃承包权的也少了,反而转租土地的地价越来越高,征地也越来越难。”

我明白了。就像北京、上海限车。政府规定每年只增加多少辆,还要摇号、拍卖,所有人都认为汽车号牌将来是稀缺资源,就变成资产了。于是号牌价格不断上涨,车不仅没因为限制变少还每年刚性增加。明明家里不需要用车为了占着牌子也得买辆QQ、面的放那儿。反过来,你要是不拍卖,不是对新牌照一次性收费,而是对所有的牌照每年收牌照使用费;再制订一个控制车辆的目标,比如北京的车辆就控制到500万辆,车牌不限量供应,但是车辆数控制不下去政府就增加牌照使用费。牌照费总会涨到一个点,好多人会用不起就不用了。而且他会觉得反正敞开供应牌照、缴钱就能有,什么时候我需要了再买车也不迟,也就不会有人为地囤积牌照。所以要控制数量就一定要有持有成本,而且这个成本还不能是一次性的成本——一次性的成本就转化成“资产”了,你就反而控制不住它了;反过来你要把它变成负债,要每年缴钱,还要随行就市。

“所以要是收房产税,房价立刻就会掉下来。”老王是干房地产的。

“中国从城市到农村都变成了大赌场。现在土地在农民手里变成了色子和筹码。色子和筹码本身并不值什么钱,但是只要手里有色子和筹码不知道哪一把就能赌到大钱,你现在要作个价把人家手上的色子和筹码买过去,那人家肯定是按照中了大彩的价钱和你要价。”老范也有些愤愤。

“你想,这边挨着北京,北京那边地都什么价了?老是传说这块儿要由河北划归北京,老百姓攥着地都攥着紧着呢!”老赵补充道。“西头那个老绝户,两口子占的地跟我差不多。地就那么荒着给人当垃圾场。可是我们家两个孩子呢,也都是农村户口,一直就没分上地。我老是跟他们商量,给他们钱把他们的地买过来,等他们死了由我们家孩子养老送终,这两个老东西说什么也不干!”

老赵一说老绝户,我看老范也多了些失落。

 

(本文选自本人未完的新书《从横断山脉到喀喇昆仑,从大兴安岭到喜马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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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鸿鸣

邹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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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就职于某金融机构;以公司治理和资本市场为主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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