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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从老赵家里出来,想去老范家看看老范的父亲。今天正赶上村里给承包地集中浇水,老范的父亲一早就去地头上等着排队浇水,可能现在还没回家。

路上说起给老赵的儿子安排工作的事情——老赵的儿子上的不是什么正经大学,虽然这几年在北京,但好像也一直没什么正经工作;可能最近连一个不正经的工作也没了。老赵前一段也流露出让我们给留意一下工作机会的意思。老王的意思是安排到自己的项目上,可能常驻廊坊或者石家庄。

老范就说:“算了。要不就先别管了。”

我俩都有些诧异:“还是嫌远?”

“在北京和张家口都嫌远。”老范说。

“什么意思?老赵还是想让儿子回村里接班?就这斗争形势,有把握吗?再说这村儿里该分的都分得差不多了,回来能弄到什么?真想把别人都搞绝户了?”我问到。

老王有一些不快。“我们以前卖房子还能在市里、县里卖,后来必须要发掘新的‘刚需’,要求售楼员到乡里、村里卖。到了村里我们就绝望了。现在农村里全是老弱病残,要不就是带孩子的中年以上妇女。有一个书记还是村长不是吹牛说村里的女人他都搞过吗?就是都搞过也不过是一群大妈,也没什么好骄傲的。我都不知道农村现在还有什么价值?至少不产生增量价值吧!”

“这里不是特殊吗?离北京那么近,毕竟在北京七环路以内。没准儿过几年北京城真扩到这里了。”我替老赵解释了一下。

“这儿现在就在建‘京北新城’呢。听说规划了产业园什么的,号称将来要住上三十万人。问题是全县才三十四万人,也不可能把家都扔了全搬到这儿来住吧?你说从哪儿弄人去,横不能从北京拉三十万人到这儿来吧?”老范比较悲观。

“倒也有像我们这样的北京人愿意来。但是你不能都搞房地产开发、只允许城里人到这里来买房子吧!按说城里人也有喜欢搞农业的,也有些企业有资金、有技术,承担风险的能力肯定比一家一户的农民强,更能利用效率更高的生产方式。可是现在土地没法转让,什么土地‘流转’根本是个说不清楚的东西,甭管个人想搞个家庭农场还是大企业想搞农业,都根本不可能。”

“我看要是不改变中国的土地制度,什么城市化、房地产,就全都得完蛋。你想全中国至少有一半的人,虽然在城市里工作了,但是老有一大块儿资产被押在农村、永远无法变现,美其名曰叫做‘集体所有制’。如果变成城里人了,这块儿财产就他妈没了,谁还敢变成城里人?”

“这样下去中国农业也完蛋了!搞不好哪天中国人又得饿肚子,还得饿死人。”老范说。“你说像我们村每家就那么一小块儿地,插秧、收割的时候机器都开不进去、下不去,没法儿连片种、连片收割,用机器反而浪费,最后只能靠人工。现在人工那么贵,只要一用人工这粮食成本就高了去了,价格跟人家进口粮食没法比。现在玉米之类的有国家的补贴撑着,还能搞;问题是通货膨胀这么厉害,成本上涨的也快,只要哪天补贴跟不上,就没人种地了。”

 

在老范家又坐了一会儿,一直等到老爷子回来,陪老爷子聊了几句,我和老王开上车回城。

“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你看咱们小时候学历史,总是说土地私有制和竞争最后导致土地集聚,土地集聚导致贫富分化,最后农民活不下去、揭竿而起。所以中国历史就陷入一种周期性崩溃。以前说搞公有制就是要打破这个循环。我现在很怀疑这个观点。”我给老王抛了个问题。

“那你说呢?”

“我恰恰觉得可能原因和结果弄反了。土地私有同时单户生产规模过小,应该会降低农业的生产效率和抗风险能力。我觉得不是只有现代化生产条件下才有规模经济的问题,古代的农业生产其实也有规模经济问题。没有规模经济,所以一遇到天灾人祸,大量农民就会破产,全社会又没有抗灾的能力和储备,农民往往低价出售土地自救。所以土地集聚和社会动荡、农民起义一样,都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我一直觉得冯小刚的《一九四二》是一部伟大的作品,这部电影被他妈的这个社会忽视了。你记得有那么一段,就是被枪毙的那个国民党军官把赈灾粮还是军粮交给一个粮贩子在黑市上倒卖,粮贩子用赃款替他买了几百亩地,说一闹饥荒几两小米就能换一亩良田。我觉得这应该是有真实性的。可惜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太差了,我倒真想什么时候有钱又没事儿干了,去读个经济史的博士,好好研究一下。”

老王不置可否。

“你说中国历史吧,从商鞅、到王安石、张居正,再到现在,隔不了几百年就搞个变法、改革,每次都和土地有关。可是到底每次改了些什么、改革者是对了还是错了,没有一本书能说得清楚。所以我觉得中国历史上、一直到现在土地问题都没有解决。而土地问题说到底就是这么两个问题。一个是土地分散还是集聚的问题。土地分散了效率可能低,什么灌溉了、兴修水利了都是问题,抗风险能力也低,自由竞争的结果依然免不了土地集聚。另外,土地集聚是否一定和贫富分化、社会动荡联系在一起?怎么样实现土地适度集聚又能避免贫富分化和社会动荡?这就引申出第二个问题,就是又没有一个非革命的方法来调节土地分散与集中的问题?我现在觉得这个费革命的方法只能是建立一个合理的土地税赋制度,既有约束又有激励,也就是既要防止有人出于投机而非生产的目的大量持有土地,又要避免税赋过重以至于伤害农业生产。谁要是解决了这两个问题,谁就是中国真正的千古一帝了。”

“变法、改革,就是革命、造反,哪一次不是拿土地说事儿,可是哪次造反成功,又解决土地问题了?”老王说着,摇摇头把眼闭上。

“我一直对‘毛粉’、‘毛奴’们不以为然。但是老毛有他牛的地方。他那个时候就说‘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中国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至少比那些吵吵要搞无产阶级革命的或者把中国一切问题都归结为帝国主义的人要高明得多。其实到现在这话还是适用的。问题是那些革命家看到问题所在,并且利用这些问题忽悠农民跟自己去抢别人的土地和财产,等他们实现了个人抱负,又以所谓集体化的名义把农民的‘革命果实’给没收了。”

老王笑了起来:“你是说还得来场土地革命?”

“至少是把农民的‘革命果实’还给农民吧。当然了,你要是把当初农民的革命果实还给农民,其实结果就是又回到了革命之前——就是土地先到私人手里,最后又会自然而然地集聚。这其实一方面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规模化生产所需要的。所以从这点来说,当初搞农村公社、集体化也不是少数领导人心血来潮。当初土改完了没两年其实土地分散的负面效应就显现出来了,但是他们又不甘心土地再向私人手里集聚,干脆异想天开搞公有制、让土地集聚到集体手里。”

“照你那样说,革命不就白革了?又回到起点了,只不过土地换了波主人。原来的所有者地契也都烧了,好多人要不是作为恶霸地主当时就被毙了,也得在后来整得家破人亡。这些人多冤哪,后代都没落儿好!再说了,中国人已经骨子里认定了土地私有制不好,付出那么大历史代价搞了公有制、社会主义,谁有胆量给扳过来吗?”

“如果觉得土地私有不好说,那就土地彻底公有、也就是国有呗,就像现在城市土地一样。本来打江山是全中国人民都付出了代价,凭什么你家恰好住农村了你就能分一块儿地主家的地呀?再说了,革命‘老区’老百姓为革命付出的代价更高,一家死好几口人的多的是,革命成功了‘老区’也还是‘老区’,也还是分不到什么好地。北京、上海本来就富,哪怕是贫农也比老区的富农生活得好,最后解放,革命成功了也跟着分地,还净分到好地,凭什么呀?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重新审视一下那段历史,中国也需要一次‘真相与和解’,需要对过去的受害者进行补偿。”

“革命的结果就是一屁股烂账,不仅没解决公平问题,还制造了新的不公平。”

“反正是土地不能集体所有。集体所有是最恶劣的一种所有制,集体所有就是流氓黑社会所有。一旦土地全部国有,农民像市民和企业一样拥有国有土地使用权,给他们的使用期限可以长一些,比如宅基地一样是七十年、甚至九十九年使用权,农地九十九年使用权甚至是永佃权,但是农民对自己的土地拥有完全的处置、转让和收益的权利。土地流转问题解决了,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的双轨制也就取消了。这样也不用刻意强调什么十八亿亩红线了——对农地征收的土地税肯定要低于建设用地吧。如果算不过账就没人千方百计要把农地变成建设用地了。也不用怕有人囤积土地,反正对农地也征土地税,你只有真正从事农业生产才能获得补贴。这些问题都可以用经济手段去解决,总能找到一个税收的平衡点。”

“你说写了《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创业史》的那些作家,如果他们活到现在,他们会不好意思吗?”老王给我抛了个问题。

“好像有传言说他们有些人活着的时候就想把书接着写下去,或者写续集,后来很快就发现编不下去了。”

车已经进了八达岭高速的潭峪沟隧道,然后是一个大弯接着一个大弯的大下坡。

“只要土地制度不变,我看‘农村很穷、农民很苦、农业很危险’的局面就变不了。中国农业将来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满足不了中国人的需要。” 我说了这么一句,算是总结。

老王这时候自顾自地念叨:“本来我那套别墅的楼梯底下有一块儿空间,我重新收拾了一下准备做酒窖。看样子以后我也得照你说的,随时储藏几百斤大米、白面。还是得备着点儿以防饥荒啊!”

看来老王还是没啥信心。

 

(本文选自本人未完的新书《从横断山脉到喀喇昆仑,从大兴安岭到喜马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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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鸿鸣

邹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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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就职于某金融机构;以公司治理和资本市场为主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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