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这样一家或几家银行是否可能抬高中国“国际地位”呢？

我其实一直搞不明白这种国际金融组织里的“国际地位”、“话语权”、“发言权”到底是些什么。就是指中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的股权比例和欧美人对世行行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垄断吗？还是说这两家机构都放到华盛顿了？

先说股权比例吧。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中国政府有一天将自己在中、农、工、建这几家银行中的股票各拿出180多股，按照联合国会员国名单给每个会员国都捐赠一股，每年由中国政府出钱请各个国家派“股东代表”来中国开一次股东大会、举举手连同吃喝玩乐，中国政府依然是这些全球最大型银行的绝对大股东，中国政府在这些银行里的股权比例比全部欧美国家在世行和IMF里的股权比例还高，可能中、农、工、建任一家银行或者中国的外汇管理局的资产规模都高于世行或IMF，而且这些银行总部都在北京，董事长和行长都是中国人、由中组部任命，这样一搞是否中国的国际地位就提高了呢？

我想可能所谓国际地位首先来自于你所支持的金融机构是做什么的、怎么做事的。如果就是一家着眼于商业交往的金融机构，全世界有的是钱，也有的是想挣钱的机构，只要有利润就会有资金和机构追逐，这样的机构就没什么特别的，就不是不可替代的，再多搞几家也不会因此提高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而假设欧美国家能从控制世行和IMF的过程中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还是因为世行和IMF不是一般的仅着眼于经济活动的金融机构，这些机构潜移默化地在她们的工作中宣扬了什么是一个好的国家治理和好的经济政策，试图推行一些标准。而我们恰恰认为这样的作法是欧美试图利用世行和IMF来推行其价值观外交、推行其外交政策。我们并不认可这种作法，我们非常反感对其他国家进行政治干预。我们很难找到欧美国家利用世行和IMF给自己直接获取不公平的商业利益的证据。但我们恰恰是想强调“在商言商”的经营哲学，我们恰恰是希望通过中国的资金使中国的企业获得一些特殊的竞争优势。如果是这样一个初衷，我们设立这类金融机构的立意和起点就已经很低了。我们的国际地位怎么可能因为设立了几家这样的金融机构就提高了呢？

和我们主观想象差得比较远的，恰恰是世行和IMF股权、投票权相对比较分散，很难像我们的国有企业那样一股独大。欧美国家能在其他所有联合国成员国也广泛参股、见者有份的情况下还能利用那些金融组织推行自己那一套，说明他们那套东西还是被包括小国、穷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基本认可、至少是不好公开反对的。反过来，即使欧美国家同意提高我们在世行和IMF中的股权和投票权比例，即使让我们做了最大的股东和出资国，我们也永远不要幻想国际社会能同意中国在这些机构里面一股独大。如果不能一股独大说了算，甚至其他绝大多数成员国还是接受欧美的那一套继续推行他们的观念和标准，而我们又那么厌烦这些东西，我们会不会花了钱之后还有替他人做嫁衣裳、替别人抬轿子的感觉？

说到底，不是你有钱、愿意花钱，你就能买来国际地位的提高。一样是给中国人钱，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建学校、美国慈善基金在中国建医院；而日本人在所谓“建交”之后给中国人的钱也并不少于美国人，但他们希望借此换取中国人不纠缠历史、不追究他们的历史责任和现实责任，透着一种投机占小便宜的心态和扭曲的世界观、价值观，这两个国家即使在那些把美日都视为敌人的中国人眼中也都有着云泥之别。所以钱是有高贵和低贱之分的，而且还有聪明和愚蠢之分。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你还能看到IMF在砸钱，2008年发生那么大的金融危机、后来许多穷国也发生大的动荡，可是好像IMF并没有砸钱去救某一个国家。但这并不妨碍IMF依然是活跃的、在金融危机期间有着重要影响的国际金融领导机构。为什么？就是因为即使再专制的国家的领导人也知道如果自己治理不好这个国家、到时候沦落到不得不向IMF求援，自己会面临什么样的羞辱、会失去什么。所以经过许多次金融危机的案例之后，即使独裁国家的领导人也比以往要收敛了许多，也在努力提高透明度和国家治理水平，所以反而金融危机再来临时不再需要求助于IMF的帮助。无论历史上IMF的救助多么的引起争议，IMF这样的机构相当于尝试为这个世界的坏人划底线。

至于说世行和IMF的行长、总裁由欧美人垄断，那只历史惯性使然，我想迟早会改变的。

我想欧美国家不愿意扩大中国这类国家在世行和IMF中的话语权，可能正是担心我们会不会背弃他们看重并坚持的那些东西。所以我想中国人要另起炉灶也很好，值当是花些钱搞试验呗，看看我们会搞出什么标准来，也看看没有标准的情况下这样的国际性金融机构会是个什么结果，看看我们搞了这些机构之后这个世界是更好了还是更不好了。

友：但是毕竟中国有那么多钱、有那么多外汇储备，光买外国政府债券收益太低了。如果利用这些资金给这些还有建设需要的国家使用、同时促进中国出口和过剩产能的转移，不是会提高中国资金特别是外汇储备资金的使用效率？

但是这些都不能成为再搞一家或几家银行的理由。中国已经有开发银行、进出口行这样的机构在大笔地对外放贷，再成立几家这样的机构无非是自己与自己竞争。二是如果能从银行借贷，按道理同样的条件也可以在中国直接发债，外管局本身也在直接买外国国债，都没有再设立新的机构的必要。反之，设立了这么多的经营同样业务的金融机构，中国政府又都是最大股东，不仅可能相互竞争，降低放贷标准，而且每一家规模都上不去，不仅效率低，也增加了金融风险。

过去几十年无论中国还是国外的实践都证明，这种政府主导、通过官办机构进行的“开发”甚至援助，都很少有成功的经验。特别是如果这些组织的股东国本身就不拥有很好的商业文化，权贵资本主义盛行，政治制度不能有效约束政府行为和国有企业的行为，这些组织的前景就更加不妙。

说实在的，要想利用中国人的资金来帮助其他国家共同发展，最好的办法还是利用市场，让市场充分起作用。比如尽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项下的可自由兑换，开放中国资本市场、消除一切对内对外的进入门槛，结束行政审批制度，让中国资本市场对风险更敏感、更有效率。

友：我们确实要承认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和地区性开发型金融机构贷款的覆盖有限，如果有一些更专注于某一地区比如南中国海周边国家或者几个斯坦国家的金融发展组织，是否会更有针对性、效率更高？

你知道银行的本质是什么？银行本质上是管理风险的企业。而风险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如果我们在很多地区都成立一家区域性银行专注于这一地区，相当于把风险集中了。人类金融史已经证明，金融危机从根本上是无法规避的，这可能与人性有关。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局部的、地区性的金融危机每隔十数年就会爆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什么亚洲开发银行、泛美银行、泛非银行之类的地区性金融组织也曾很活跃，可是现在哪里还有它们的声音？一场地区性金融危机就可以让一家本地区的地区性金融机构一蹶不振了。

友：那如果随便选几个国家，比如随便抓几个英文字母，看看这些字母对应哪些国家英文名的首字母，然后让这些国家凑一起出资搞一个银行，不就可以规避贷款集中的风险了？

我：我靠！这是谁出的这么奇葩的主意！

附：南非金砖峰会之后为某媒体写的未署名文章

大国路上一小步

从南非金砖国家峰会传来消息，金砖国家考虑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机制并设立外汇储备库。无论如何，金砖国家还是存在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也还有许多商业领域需要资金。在各个国家因为各种原因普遍累积了大量外汇储备的情况下，把这些钱拿出来投在这些项目上所产生的收益，肯定要高于把这些钱投到美国国债上。同时，金砖国家都有各自的问题，在问题爆发之前准备一个应急基金，也算未雨绸缪。毕竟，这些国家的经济失足落水也并不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设立这两个模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组织，也有另一层意义。一是我们现在有钱了，但是我们在这两个老机构里似乎很难获得和我们的钱相称的话语权——体现在股权、表决权和高管职位这一系列问题上。即使股权和表决权还能增加，还能获得更多、更高职位，可能这两个机构还是不能任着我们的性子来。另外，金砖国家作为潜在的可能接受救助的国家，我们还有更深一层的担忧，就是这两个组织的钱都不是随便给的。你想要就要接受一定的标准、做一定的改变。而这些标准和改变往往是难以接受的，特别是在许多人眼中那些标准和改变都暗含着某种价值观。这就有落井下石和干涉之嫌。于是在自己有钱的时候另起炉灶也是合乎情理的。

但是由于这类金融机构本质上往往以国家为其客户，而且它所投出去的钱要考虑收回来的问题，从这两个组织设立的第一天起，可能就不得不天天进行价值判断并对外宣示。它们可能不得不回答类似这样的问题：一个国家几代领导人世袭、老百姓们20年前就知道20年后的领导人会是谁；另一个国家每4年要花几十亿美元竞选、直到选举日的早晨老百姓还不知道会是谁在未来4年领导这个国家，究竟哪一个国家更值得信赖呢？一个国家有着一位充满魅力的领导人，善于打动底层人民并可能随时向人民许愿，国家财政都围绕这些许下的诺言来安排；另一个国家有着充分的权力制衡，预算收入和支出的安排都是经过立法机构内冗长的讨价还价来达成，这两个国家中哪个的未来财政和外汇收支更可靠？一个国家习惯通过滥发货币、制造通货膨胀掠夺人民来填补政府财政黑洞，而另一个一直执行审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哪一个国家会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

可以想见，中国未来一定是这两个机构的“大金主”。这些问题可能是我们首先要面对的。以往我们遇到这些问题时，我们的态度是不进行价值判断、不纠缠于是非。于是我们只能采用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策略，比如我给你钱，我不对你能否还钱进行评判，我也不要求你改变。但是，请把你的石油收入押给我。我也不知道在这个国家投资到底是否有回报，但是我只投那些看得到的东西，比如矿产。这确实让人联想起老式的殖民主义——中国人都忘不了清政府为了向西方列强筹款不得不将关税收入押给人家。

好歹所谓金砖国家都算某种意义上的大国。不知道上述老式殖民主义的那一套还能否被接受。而人类社会交往的历史已经说明，一个国家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甚至是哪个时代的伟大国家，就在于其可以向这个世界提供标准、宣示某种价值观并被这个世界认可。正像大陆的许多有钱人在商业上成功之后热衷于谈论与价值观有关的话题，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开始有能力用我们手中的金钱改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这可能是我们希望成为一个大国所不得不迈出的一步。